中国边疆治理中“通道地带”的作用

<正>中国边疆治理的中心不在中国的中心地带,也不在中国的边疆地带,而是在中国的通道地带。地理上的通道地带就是由长城、丝绸之路及藏彝走廊组成的夹杂在北部蒙古高原、西部沙漠戈壁绿洲、西南青藏高原、东部平原区域等中国内部四大生态文化区之间的农牧混合地带。当今天中国边疆面临诸多问题时,通道地带对内吸引和凝聚作用、对外桥梁作用、对边疆具体问题的源头和症结作用不容忽视。一、中国的通道地带在中国这个从汉代起就奠定国家疆界的传统东方     

民族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以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为例

长城以山脉为界、陆上丝绸之路以沟壑为界、藏彝走廊以众多河流为界,自然地将中国内部分隔为高纬度、高海拔和低海拔三大生态文化区。经过五千多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生态与文化变迁,三大生态文化区的不同民族在融合与冲突间的关系中演化,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成为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带,国家政权因有多元文化为基础而凝聚力加强,边疆随之向三大文化区的边缘拓展,并形成各民族共创、同戍中国边疆的格局。     

“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挑战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5日,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研究"课题组的积极推动下,由云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主办,云南大学政治学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云南大学历史系承办的"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挑战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知名学者与会。会议开幕式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周平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刘绍怀教授和边疆中心党委书记李国强研究员分别致辞后,周平教授、邢广程研究员、李红杰教授、马大正教授、周伟洲教授、郑永年教授、姚大力教授分别作主旨发言。最后,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教授主持"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授牌仪式。     

范式变迁:“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

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内在学理与社会时势变迁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表现及结果。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催化了中国学术思维与视野的变革,边疆研究的范式也渐有变迁。古代中国的夷夏观念,长期是史家考察边疆问题的范式思维,在此视野之下,边疆研究处于"边缘"状态。随着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的深化,边疆研究范式渐有更张,逐步冲破传统夷夏观之束缚,渐有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学科之趋向,并呈现出以边疆为本位或"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思维模式;而在民族国家视域之下,边疆研究具有巩固疆域的经世之用,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亦非一致。     

“中国边疆考古”的认识论

中国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边疆考古学文化分区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地带构成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考古学文化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成为边疆考古的核心问题。因此边疆考古的学术课题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理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司法治理模式建构

法理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司法治理包含两对核心关系:一是中心与边疆的关系,二是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西南边疆的司法治理模式主要有二元型治理模式和混同型治理模式。转型时期,西南边疆司法需要应对立体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复杂性,多中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延展性,多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多元性,互嵌的边疆与司法解决机制的嵌套性。从解决差异性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应建构"法治中国"的西南边疆法理型司法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以"法理"为中心,把"法理"贯穿于司法治理的制度构建和运作全过程。其核心内涵包括以法理型法官为司法治理的主体、以审判型组织为司法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审判治理为其运作保障。     

环境史视域中的生态边疆研究

环境史视域中的边疆突破了其传统的内涵,被赋予了生态学内涵,具有了自然生态属性。各种植被因历史气候、水域面积、经纬度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区域,各生态区交界地带的界线就是生态层面的边疆线。明清时期,生态边疆除受自然原因影响发生变化外,还受到工矿业及农业垦殖、农作物引进等人为影响而变化。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及生态变迁,物种引进及其入侵使生态疆界被不断打破,生态界域被破坏,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危机,威胁到边疆安全及国家安全。生态边疆的重建成为构筑生态安全、建立生态防护屏障的重要基础。     

中国边疆学构建面临的几点理论挑战——以拉铁摩尔、狄宇宙和濮德培为例

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以民族—国家理论为基础,不断试图从学理上解构历史上的中国及其边疆形态,挑战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从所谓的"民族主义"、"全球史"、"新清史"的视角重新构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中国边疆理论,从而进一步加深其"汉人中国"的偏见。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理论,应该被中国学界予以回应,而且应该注意到,客观认识历史上中国边疆形态的多样性与连续性特点,应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演变的自身实践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与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边疆关切：定位、目标与举措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必须把握边疆生态治理这个薄弱环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边疆生态治理理论，涉及边疆生态治理的定位、目标和举措：边疆生态治理的定位就是不断巩固和发展边疆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目标就是不断满足边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具体举措包括探索边疆绿色发展道路、强化边疆生态综合治理、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创新边疆生态保护制度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边疆关切，彰显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生态发展与环境保护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创造性回答了人与自然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对推进边疆生态治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解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

在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风起云涌之后,学者们并没有从思潮澎湃的海洋寻找到登上陆地的通路,无论是官方的学科目录还是教育专业设置,都还没有给中国边疆学一个正式的名分,每个研究团队或者个人都是依附在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甚至文化传播学下开展边疆学理论研究。这种状况说明,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或者说研究的出发点需要重新认识。以中国边疆理论的“元”问题为核心,努力解构边疆观,是重构中国边疆学的逻辑起点。解构边疆观,就是从学理上批判目前流行的边疆概念和观点,指出这些流行观点对边疆学创新的阻碍,在此基础上探讨新的边疆学建构的出路,以期实现重构边疆学。     

论中国陆地边境口岸的特点及发展方略

从类型来说,中国陆地边境口岸类型多元;从分布来说,北少南多、东密西疏、两头多中间少;从基本建设来说,中国边境口岸基础建设设施需要改善或提升;从功能上来说,北守南通、北货南人、东通西控;从规划和运行来说,受周边国家利益、国家政策影响至深;从建设现状来说,多数陆地边境口岸的基本建设需要提升;从效果来说,绝大多数口岸对中国边疆发展的辐射力不够;从负面影响来说,沿边境口岸的跨国犯罪、分裂恐怖活动难以避免。根据以上特点,本文提出:树立口岸通达与管控相结合的管理理念,落实通达与管控双管齐下的管理措施;改善或提升陆地边境口岸的基础建设工作;逐渐改变口岸重经贸轻文化交流的现状;通过边境口岸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经贸互补性;因地制宜地在口岸过于稠密处减少口岸数量、在口岸稀少区域增设口岸数量;与毗邻国家在保持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前提下建立友好关系,为边境口岸良性发展奠定外部基础;连接陆地边境口岸与航空、水运口岸,建设“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     

我国边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边疆对于国家发展意义日渐凸显的背景下,我国的边疆研究在持续升温。然而,边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却未被聚焦,其中的一些认识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为了边疆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给予澄清。一是在如何看待中国边疆的问题上,须在揭示边疆本质的基础上明确边疆的构建性质,将边疆界定为疆域的边缘区域,确定边疆的变易性;二是在边疆治理的定位问题上,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边疆治理,明确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三是在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问题上,须在调整治理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重新确定其目标和任务;四是在海洋边疆治理问题上,须依据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大局来确定治理目标,促成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复合型大国转变;五是要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新形态边疆,明确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和立体性;六是要看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促成了“边缘—核心”双向互动结构的形成。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传统边疆治理理论相关问题的思考——基于明朝治理北部边疆及其与蒙古关系的反思

中国历史上的历朝政府,为了控制和管理边疆地区,设立机构,配置力量,协调民族关系,积极拓展国家统治力量对边远地带的渗入,治边理论和经验日趋成熟和完善,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民族观念和阶级属性等所决定的自身缺陷,历代王朝所宣扬的以"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羁縻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治边理论或政策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明王朝在治理北部边疆和处理与蒙古关系问题中的成败得失就值得深思。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界问题研究刍议

本文认为,开展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对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而面对动荡多变的当今世界,中国边疆史地工作者更应该直面当代中国边界的诸多问题,通力合作,进行创造性、超前性研究。并提出在研究中必须注意处理好研究客体与从属的关系;研究与决策的关系。     

打造商都文化名片 助推文化产业发展

<正>为建设郑州国际商都,迈进国家中心城市行列,全面推进郑州都市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建设,进一步提升郑州文化产业发展,郑州市人大常委会近期组织人员对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基本情况商都历史文化区规划范围为京广路、金水路、城东路、陇海路合围区域,面积约9.6平方公里。商都历史文化区核心区规     

超越与拓展——生态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最高级文明形态,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无论从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现代人类文明结构的角度来说,或是从人类同自然的关系来说,包含生态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都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继承与拓展。生态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不仅在学术上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也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问题特别是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为社会主义回应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广阔空间,给未来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超越传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认同研究——评沈海梅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

云南学者沈海梅教授的新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可谓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有关认同研究的一部力作. 该著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在基于对西双版纳曼底傣泐人、楚雄直苴倮倮泼人和洱海区域大理盆地白族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础上,透过语言、身体、服饰、婚姻、仪式、信仰所传达出的社会性别与族性之间丰富的内容,展现三个族群在民族国家政治过程中实践民族身份认同的不同社会情境,深入剖析通过性别权力关系作用在认同实践中呈现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通览全书,该著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中间地带"运用超越传统西南研究 该书摒弃了以往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南边疆的刻板定位,将"中间地带"作为洞察少数民族族性的社会空间."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是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其著作《中间地带:1650-1815年间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合众国》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沈海梅教授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多种文化交汇和多种关系叠加的云南,把土著、移民、帝国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放置于社会过程中来加以考察,这种集空间与过程的解读旨在重新理解西南多族群地区国家、地方、不同族群间发生文化接触和展开互动的情形以及内部边界在这些社会存在的意义.沈先生新著对"中间地带"概念的灵活运用,超越了传统的中国内部东方主义式的西南研究范式,我们因而看到的云南已不再是以往学者们阐述的中原与西南,或以汉文化为主要的参照对象,或强调奇风异俗而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表述的边缘地带,它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是通过人类学微观式聚焦透视出的不同人群间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该著作代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突破,它不仅会改变我们对生活于西南边疆少数族群的思考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于西南边疆历史的认识.     

生态扶贫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之维

生态扶贫理论从根本动力、深层本质、基本方法的维度回答了“为了谁”“做什么”“怎么做”三个问题,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精华内化到生态扶贫的制度体系建设中,并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生态扶贫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关照。     

关于60年代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

在《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国际战略与外交方针一章的编写过程中 ,遇到一些问题 ,那就是在60年代 ,毛泽东为什么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的观点 ?“第二中间地带”的观点在当时中国外交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如何看待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策略方面的不同见解 ?为什么说 1 969年是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的转折点 ?我愿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第二中间地带”观点的由来及其作用　　最初的“中间地带”观点 ,是毛泽东在 1 946年 8月 ,同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他当时针对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的流言 ,指出“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