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相对贫困：海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前沿动态

治理相对贫困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其前提是准确识别相对贫困群体和精准测量相对贫困程度。相对收入贫困、多维贫困、增长性贫困和主观贫困是海外学界研究相对贫困的经典视角。相对收入视角将个人或家庭收入与国民收入中位数的特定比例相比较，以此确定相对贫困人群及其分布。这种方法简单灵活但维度单一。多维贫困视角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相对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其核心步骤是多维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各指标阈值的确定。增长性贫困视角来源对增长与减贫关系的反思，这类研究主张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和培育贫困人口能力有机结合。主观贫困视角承袭了贫困心理学的研究传统，注重相对贫困群体的自我感知和阶层定位，但因其充满主观色彩而遭受诟病。鉴于中国贫困治理议程已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治理相对贫困，对海外相对贫困识别方式展开谱系梳理与前沿追踪，能够为学界探讨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问题、精准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绘制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图提供理论参考。     

贫困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思路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扶贫开发需要面对的新挑战是: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成本迅速增加,发展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等;为应对这些挑战,2008年底国家上调了贫困标准。农村贫困标准的上调要求扶贫开发思路实现重大转变:从扶贫出发点看,不仅要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扶贫任务看,首要任务已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实现脱贫致富等。贫困标准上调后,扶贫开发应采取的措施是:准确识别扶贫对象,做到应扶尽扶、科学分类;拓宽扶贫资金投入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扶贫格局等。     

城市反贫困——一个重大的经济哲学问题

城市贫困人口增长,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矛盾。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呈增长的态势,既有普遍性,更具有特殊性。其深层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原因是:社会支持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分层中群体利益的急剧分化;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以及人口与就业的矛盾。加快治理,要从战略的高度推进制度创新,消减城市贫困,促进社会的公正与民主,保证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反贫困与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优化——以内蒙古、云南为例

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农牧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民族聚居区农牧民贫困具有区域贫困与农牧民个体贫困并存,贫困发生率高等一些共性的特征。贫困对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合制度可持续发展具有制约性,只有对少数民族地区聚居区新农合制度进行优化设计,才能促进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推进中国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农村落实得并不理想。除已基本开展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均呈现出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等特点,贫困地区尤为突出。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专项救助三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其在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和消除贫困方面的功能,使贫困人口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证,从而持续稳定地解决贫困问题。     

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

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首先应该了解农村贫困人口的特点、生产特性及其面对的经济社会环境。只有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在我看来,农村贫困人口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农村贫困人口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富人除此之外还拥有土地、资本、良好的教育、人际关系、政经网络等资源。因此,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到反贫困的紧要关头。农村的贫困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要使农村贫困居民真正摆脱贫困,就必须在扶贫政策中贯彻发展的理念。笔者发现农村的反贫困主要存在贫困人口脱贫能力不足、贫困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发挥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上游干预原则,削弱贫困文化的影响力,增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阻断贫困"蔓延"。     

就业援助:西部农村反贫困的现实抉择——基于减缓地缘性贫困和生态贫困的视角

我国贫困区域、贫困人口向西部农村收缩的态势持续增强,而囿于自然环境、高度依赖农牧业的生计状况又引致地缘性贫困现象和生态贫困后果,并且“农业及其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扶贫”对贫困的作用已经减弱,甚至对减缓生态贫困缺乏积极作用.在西部贫困农村,生态环境支持系统的恢复、重建及其维护,必须依赖当地农民生计替代或转型；生态贫困问题的治理,必须依赖贫困人口生计空间和生计路径的拓展或转换.因此,实现劳动力流动对突破地缘性贫困困扰和解救生态贫困有着决定性意义,然此必须依赖国家针对性的就业援助,以赋能为重心,改变其劳动力人口缺乏就业资源禀赋的普遍性状况,促成劳动力流动.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反贫困的传导机理、当前困境与对策创新

医疗保障扶贫要坚持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各项制度协同配合,形成保障合力,既要重点关注农村贫困人口,发挥"济贫"效应,又要兼顾贫困边缘人口,发挥"防贫"效应。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反贫困面临以下困境:基本医疗保险及大病保险的分配偏见困境、医疗救助的目标人群覆盖扩大及补偿水平提升困境、补充性医疗保障制度的充足性发展困境、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困境。基于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反贫困功能定位及面临的现实困境,增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反贫效应的协同配合,要强化基本医疗保险对低收入者的分配偏好,加大大病保险对贫困人口的倾斜支付力度,进一步增强医疗救助的托底保障效应,提高补充性医疗保障制度的规模效应。     

实行农村低保解决绝对贫困

针对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建议借鉴城市“低保”运作的成功经验,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贫困救助常态化、规范化,彻底解决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此举花钱不多、制度可行,能使绝对贫困人口得到实实在在的保障,既体现社会公平、促进和谐发展、密切干群关系,又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意义非常重大。     

中国政府扶贫行动的四个阶段

中国政府的扶贫行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１９８５年以前,中国政府虽然没有针对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采取专门的反贫困行动,也没有设立专门的职能机构,但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一直在大幅度下降。１９７８年以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中国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和“五保”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有效地缓解了农村的贫困问题。１９７８年发动的农村全面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困发生率急剧下降。在这一阶段,缓解贫困的成就完全是借助全面经济增长,特别是全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的。———随…     

上海破题相对贫困

按照我国推进反贫困事业进度推算,今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脱贫,贫困县将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将成历史,接下来的反贫困治理重点、难点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转向更加隐蔽的相对贫困。与物质财富匮乏造成的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往往参照特定群体而言,如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不同阶层成员之间因生存水准差距较大造成的贫困。     

城乡贫困问题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选择

现阶段,我国贫困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消除,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而在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基本保障制度等的不完善。因此,治理贫困的基本路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与保障制度的创新。并且,在未来的贫困问题中,贫困者缺乏能力和缺乏动机的因素可能上升为更加重要的致贫原因,所以能力赋予式的扶贫将是治理贫困的重要策略。     

新农村建设中的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研究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贫困问题更多的是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但在反贫困工作中,农村老年贫困人口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老龄社会的到来,将进一步加大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严重性。文章分析了导致农村老年贫困的原因,并从经济发展、传统文化、农村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解决途径。     

以扶贫开发促进新疆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新疆的贫困问题与稳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贫困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疆的反贫困工作中,国家给予了重点扶持,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显著下降。但是,新疆返贫率高,扶贫难度大。贫困影响新疆的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问题又制约新疆经济的发展。要从根上解决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理好新疆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迫在眉睫。     

重视新阶段扶贫工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3％,堪称世界奇迹,国际社会也高度赞扬。但当前扶贫工作形势依然严峻,要高度重视新阶段的扶贫工作,以科学发展观来统筹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 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000美元,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开始进入新的社会转型期。通过25年的扶贫开发,一些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素质相对较高的贫困地区,都逐步摆脱贫困甚至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剩余的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致贫情况变得十分复杂,扶贫攻坚越到最后越难。要完成到2010年2900万未解决温饱贫困人口的脱贫目标,形势紧迫。     

城市新贫困:扶贫之囿与治理之道

我国的"城市新贫困"问题呈现代际传递、人口老龄化及机会公平剥夺的新特征。对"扶贫"现状的反思呈现了当下城市新贫困"治理"之弊;将"扶贫"等同于"治理",因而城市新贫困治理的理念缺失、主体单一、模式僵化,"扶贫"始终耽于"授人以鱼"的困囿。循由价值反思—主体重构—路径创新的逻辑进路设计建造城市新贫困的治理之道,关键在于秉持公平正义价值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城市新贫困治理制度体系、以解决就业为导向激发城市新贫困群体个体潜能。     

语录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