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社会化体系构建的策略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社会化是实现城市化与城市公共服务协调推进的有效途径。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进程,需要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破除依然把公共需要和公共产品的满足看成是只能由政府来实现的事情,要在正确认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提高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有效度,完善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切实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社区精神,重组社区资源追求公共利益,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     

城市化与公共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城市的发展直接引发社会公共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作为公共空间领域的公共艺术,在视觉确认性和创新公共空间方面具有放大城市价值的功能。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着眼点不但要关注城市经济功能实现有效运作,对公共艺术建设同样不能忽视,以期满足现代人对精神和物质文明享受的更高需求。     

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秩序建构与城管执法差异：一个多案例研究

空间越稀缺,越需要理性化秩序实现空间效率。城市化初期,公共空间的稀缺性上升,而空间规则未成形,常以混混治街或摊贩自治等社会化方式建立起空间排斥规则;在空间稀缺性陡增的快速城市化时期,理性秩序短期难以自发形成,建立与维护空间排斥规则的方式取决于国家的意愿与能力;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成熟期的中心街区,空间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空间秩序以可预测的法律手段调节维护。从空间稀缺性矛盾与规则需求的不同组合,解释城管执法案例中呈现出的时空差异：城市化加速期,城管执法更多承担城市空间扩张的强制工具角色,采取运动治理方式实现快速征地拆迁目标;城市化减速期,则承担空间管制的行政工具角色,采取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实现空间增值目标;在城市化成熟期的中心区,主要承担着为公共空间治理提供基础秩序的公共服务角色,采取科层治理方式实现空间和谐的目标;而在城市化成熟期的边缘区,在资源不足与问题繁杂的矛盾中,则以简约管理方式实现权宜的治理目标。     

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思考

政府能力高低是评价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在我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新时期,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体现了时代要求,是地方政府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增强地方政府回应能力和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途径,是地方政府实现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当前,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需要从强化公共服务的意识与职能、推进管理方式创新、加强与社会的协作机制建设、建立公共服务能力考评体系等方面入手.     

公共需求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化

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与公共需求的变化相适应的。本文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型需要、安全型需要、享受型需要和发展型需要。中国目前公共需求正从生存型向安全型、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精细化、标准化是这一需要变化的必然要求。政府应通过了解需求、整合需求和引导需求,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公共服务标准化创新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公共服务管理一直是我国公共管理体系建设中相对较薄弱的环节。随着社会民众的民权意识逐步提升,公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平等意识逐步增强,对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为此,杭州市上城区开展了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创新实践,目前在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标准规范的基础上还建立保障体系、信息化支持平台、绩效考评体系,有力地促进了体系的实施与完善,实现了"权力规范,效益与效率并行"的总体目标。通过对上城区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可以认为当前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中仍然存在理论基础有待加强、社会公众认识与支持度有待提升、标准适用性与操作性需要强化和标准实施监督机制参差不齐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政府可以加强理论研究,争取政治支持,培育共同参与的社会各方力量,健全公共服务标准的监督机制。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前景与现实路径——以广东公共服务业多元化发展为例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公平性和选选性。但在公共服务实践中，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仍不乐观。即便是公共服务业改制较早的广东，非公营部门进入公共服务业的规模与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需要从合法性建设、理念提升、组织创新和开拓特色服务等方面增强非公营部门在公共服务中的竞争力，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空间正义思考

城市化的一个突出表征就是城乡空间结构的变迁,基于空间本源性、稀缺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变革需要正义价值指导,通过城乡空间布局、资源配置和代际发展的三个平衡来体现空间正义。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存在政府与资本联合为推进城市增长而忽略乡村空间权益,使得城乡在空间权力赋予、空间资源配置、空间意愿表达和空间环境调和等层面存在非正义行为。确立正确的价值指引,走科学化的城市化道路,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践行城乡融合理念,才能实现对城市化中空间非正义的矫治,使城市化共同增益于城乡空间权益。     

城市政治:研究进路与知识协同

城市化于外在看是一种经济现象,究其质里则是政治在城市的空间投射,隐藏着权力与权利的张力逻辑。如何正确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问题与实现城市治理的社会回归,呼吁城市政治学的理论阐释。遵循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逻辑,西方城市政治研究经历了精英论与多元论、增长机器论与城市机制论、公共选择论与新区域主义论等流派,成为解构西方城市政治现象的理论工具。在借鉴国外有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城市政治研究开始了本土化创新,当前聚焦于城市空间政治、城市权力与权利、城市政治结构、城市抗争运动等多维论域,初步回应了城市化进程的理论诉求,也提出了中国城市政治学的建构愿景。     

公共权力意识与服务型政府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意寓有赖于解析和建构,虽然公共领域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但公共权力意识从未得以充分地激发,许多人追求公共权力却带着模糊的公共权力意识,甚至只有私权意识,这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深层原因.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语境基础,公共权力意识的觉醒既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社会前提,也是它的过程指向,应充分地激活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对于公共权力,公民有责任去建构它、维护它,如同爱护私权一样去爱护它.     

中国人公共空间意识淡薄的原因

目前中国人的公共空间意识淡薄,游客在景区涂鸦这种公共空间意识淡薄的事件层出不穷。中国人目前公共空间意识淡薄有其历史渊源: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主要是等级森严的熟人社会,公共空间极其狭小。等级森严的熟人社会文化使中国现代文化缺乏平等博爱的公共空间意识基因。此外,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阻碍了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分化。目前中国社会个人主义盛行,整个社会过分重视对经济资本的追求,忽视了对公共空间意识的培养。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一种系统的公共空间意识的生产,学校、公共机构和国家制度各负其责。     

论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经验借鉴与路径选择

城市公共空间是集社会属性、公共属性和物质属性于一体的空间形态,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具有日益重要且多元的功能,其良好品质对于树立城市形象和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意义重大,对其进行有效治理亦特别重要。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实践较为成熟,可为我国创新城市公共空间治理路径提供经验借鉴。基于三国的经验教训,本文认为应树立民本和服务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理念;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体系;构建统筹协调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机制;打造生态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环境等,以实现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现代化之目标。     

论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范围与政府职责

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近20年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虽然大量的城市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都可以通过私有化的形式进行提供,但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并不完全由其公共物品的经济属性决定,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还受制于城市政府权力的边界,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与程度,会受到城市政府权力的诸多短边的限制.有效推进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需要科学设定私有化的方法程序,并要求城市政府履行应尽职责.     

空间与权利:城市文化的双重变奏及现实选择

城市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表征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映射城市空间生产与城市权利变迁的逻辑主线,构成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介质.城市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的空间化,城市文化权利是人们享有、参与创造城市文化空间的主体资格、素质与能力.西方城市化过程中,资本积累逻辑诱发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深层次问题,影响城市正义,约束人的发展,应该引以为戒.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应以实现人的发展为价值关怀,将直面城市文化正义问题、优化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促进城市文化空间共享作为现实选择.     

改造应急避难场所 提升保障能力

应急避难场所是现代城市应对地震、台风、暴雨、洪涝、塌陷、火灾、爆炸、疫情等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为民众提供可暂时避险和留驻的公共安全场所。对我国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提升国民安全意识、建设安全发展城市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自身也在迅速发展更迭。旧城区作为城市底蕴的象征,其生活圈相对成熟便捷,...     

基于生产率指数的城市化效率区域差异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目前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最主要数量指标,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该指标不能全面反映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投入与产出的基本比例关系及城市化资源的合理利用情况,因此要引入城市化效率这一关键概念。文章基于生产率指数,借助DEA模型,对1995—2012年的城市化规模报酬进行测算,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化效率及其不同城市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2年间,我国整体城市化效率在波动中缓慢上升,平均值高达0.95,投入和产出总体水平较高;各县域城市化效率的差异较大。为此,应明确主导城市化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认清不同城市自身的产业优劣势,明确城市发展的主攻方向,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全面提升我国城市发展的城市化综合效率。     

政府公共服务效能提升的对策研究

在全球化的城市体系下,世界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政府公共服务效能和质量的高低将成为影响国家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效能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和政府形象的有效途径。虽然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效能提升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与发达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服务效能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应通过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建立政府公共服务绩效排行制度等措施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效能,建设真正的"服务型政府"。     

公共服务空间研究的维度审视:反思、框架及策略

近年来,以空间视角为分析、解决城市权利、邻避冲突及公共服务供给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和分析逻辑。不过研究中也还存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空间理论"本土化"关怀不足、中观和微观理论相对缺乏、研究体系化有待加强等制约因素。作为空间理论的"奇点",对"空间"自身维度的审视对公共服务的空间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单中心—多中心、技术—政治与社会、群体—个体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基于公共服务优化的物理、功能、心理—行为和价值等四维空间,为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改革提供分析框架,提出从"精准性供给""系统性供给""人本化供给""制度性供给"等方面改进的策略。     

一个户口政府要支付多少钱

<正>与户籍状态捆绑的市民待遇,如何在自由迁徙、财政困境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之间获得一个制度化的"最优解",一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治理的难题之一。从改革初期的"暂住证"到近两年实施的"积分制",围绕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放宽进城居住限制、外来人口市民化,在过去30年城市化进程中进行了多次探索。在城市户籍改革权限下放、落户决定权在中央确定的分类原则下各自决策、公共服务成本主要由地方支付的大背景下,如何才能更好地推进建立新型户籍制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