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由于立法的限制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不能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作用，未成年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建议从立法上进行完善，包括：在侦查阶段对未成年被告人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以法律援助的律师为主体，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和生理调查；明确援助律师的权利与义务；发挥援助律师在缓刑制度中的作用，以期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的政府与公民关系——从基层政治组织的变迁说起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根本特征。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但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和谐,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基层民主自治而出现缓和迹象。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略了对个人两种不同自由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政府职能的区分。解决基层民主自治中的问题、缓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是实现政府权力结构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     

当代中国的政府与公民关系——从基层政治组织的变迁说起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根本特征。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但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和谐 ,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基层民主自治而出现缓和迹象。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 ,是由于忽略了对个人两种不同自由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政府职能的区分。解决基层民主自治中的问题、缓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 ,是实现政府权力结构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     

鄞州区法律援助工作实现全覆盖

<正>近年来,鄞州区法律援助工作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圆心",有效整合部门资源,积极构建完善法律援助"半小时服务圈",建立了区、镇乡(街道)、村居(社区)三级网络体系,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市民群众能得到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目前该区所有23个镇乡(街道)都建成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共青团、工会、妇联、劳动仲裁院、法院等部门设立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19个,村居(社区)法律援助联络点457个,外来人口聚居区联络点46个,实现了法律援助全覆盖。去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733件,挽回经济损失1148.8万元。     

居委会的体制内表达与主体意向——以一次街道规划编制中对居委会的意见征询为例

居委会的性质一直是基层民主和社区研究中的焦点。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基于对居委会现有行为的考察。这种分析方式所获得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是居委会的真实意图——主体意向。在对W街道编制规划中对居委会意见征询的研究发现,居委会的主体意向是多元的,其中居委会保留了较高的自治意向。但是也必须看到,居委会的主体意向是在"道义"与"稳定"的权衡中形成的,无论是自治、行政,还是自利,都是有限度的。这说明居委会在长期基层复杂的环境中,形成了一种自我识别的机制,并利用外部对其多元化的角色定位而转换于各种意向之间。这种局面造成对居委会负责人能力的进一步依赖,使基层社会的"能人治理"特点愈发突出和重要。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自治主体、互信机制与对话方式:合作社会的治理逻辑

人类社会业已进入合作社会阶段,为适应这一新的社会形态,治理逻辑亟待嬗变,而合作治理则成为最佳选择。合作治理建基于完全自治的主体存在,需要对主体进行自治化的社会建构,并使其占据治理的话语权,同时,要在自治主体间营造充分的信任关系,推动信任关系从习俗型信任到契约型信任,最终实现合作型信任的类型嬗变。最后,在自治主体有效对话的基础上,合作社会的治理逻辑将以"从参与到协作、从协作到对话、从对话到合作"的方式予以呈现。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中的自治组织与党组织关系比较

在基层群众自治中,两委关系的实质是基层群众自治与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关系问题。由于城市和农村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不同,城乡两委关系在态势和制度创新方面既有共性,又各具特征。     

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参与诉讼行为研究——基于144份裁判文书

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具有公益性、超出预期的专业性和更强的广泛性的特点,既满足了法学教育对法律实践的需求,也对政府主导型的法律援助体系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但通过对检索案例的分析发现,在提供诉讼法律服务的过程中,高校法律援助组织仍面临着案源不足、发展不均衡、援助范围不明确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先厘正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在法律援助体系及法科教学中的定位,确认其作为补充性援助主体的地位,保障组织在法律援助及法科教学预期的轨道上运行,进而以此为基础,通过划定援助范围、优化分案机制、加强校际合作等方式,推动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诉讼法律服务向着更深层次发展。     

小区党建: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锚点"及挑战——以深圳市罗湖区为例

小区党建是基层党建破解"悬浮化"问题、引领社区治理的"锚点"。深圳罗湖区将党支部建在小区上,通过搭建以小区党支部为核心的治理架构、对小区自治主体赋能、破解小区治理公共性困境,从而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面对小区党建模式的可复制性及其对社区自治功能的影响等挑战,应加强小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增强资源投入与保障,同时,应注重社会自治的培育,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     

党领群治 共建共享——凤山县加强屯级党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近年来,河池市凤山县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屯级党建工作,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形成"党领群治共建共享"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力推动了全县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阳光下前行的法律援助——山西省法律援助基线调研报告

作为2014年欧盟法律援助基线调研点的山西,选择了山西省的四个地区开展了面对面问卷访谈。通过了解受访者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感受,建议和意见,结合山西省法律援助已经开展的工作,为了能促进法律援助工作,让法律援助更具有社会效果和公平公正,本文指出:提出扩大受援人范围;鼓励社会组织支持法律援助;加强法律援助律师专业援助的培训;增加法律援助的资金支持;注重法律援助部门与其他部门工作对接;呼吁援助服务者对援助案件加强可视化程度的建议。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论陌生人社会的治理:中国经验的表达

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结构转型,给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带来了道德真空填补、社会信任重构以及基层治理变革等难题。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就要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契约规则规范陌生人社会中的行为、以现代信任文化融洽陌生人社会中的关系及以责任意识唤起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良知。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调适行动与社会治理的行政化

本文从基层政府的视角出发,以基层政府调适行动这一分析概念解释社会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基于对街道办事处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权力结构的行政主导、行政压力的逐级下压以及基层组织权威的分散化等原因,基层政府组织通过四种方式提升其整合能力和灵活性:第一,行政系统内"非正式"人员的扩张和下沉。第二,以服务型政党建设联结基层"党—政—社"组织。第三,通过行政吸纳社会,发挥核心单位的社会权威。第四,在财政支持和科层压力的基础上,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以上行动在增强基层政府调适能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治理凸显行政化特点,带来治理成本高、治理方式粗放、治理结构单一等问题。破解行政化治理需要对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进行重新思考,尤其是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方式。同时,以责任清单的方式规范上下级间、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主体间的关系,培育社会自组织能力和服务能力。     

论赋予外国人、无国籍人同等的法律援助对象资格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称《条例》）只是明确提出“公民”可以获得法律援助，但是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是否可以获得我国的法律援助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这便引发了有关外国人、无国籍人是否是我国法律援助对象，享有与我国公民同等的法律援助权利的问题。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是否是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并享有与我国公民同等法律援助权利，在法律援助理论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而在法律援助业务实践中对外国人法律援助的做法是以刑事诉讼援助为原则，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援助要以我国与外国公民所属国之间存在司法协助协议为前提。     

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探析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其中,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基石,其本质在于规则基础上的社会自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主体,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效地弥合了国家与社会的裂痕,成为新的制衡力量。建设法治社会,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基础来看,都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基于"制度—心理—运行—评估"的分析框架,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参与法的构建、培养法的认同、维护法的运行、评估法的效果来全面助力法治社会建设,形成"有良法、信仰法、能守法、会用法"的法治社会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