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及介入途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如何构建良好的社会治理日益成为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课题。社会的本质是"生活世界",而国家"中央辐射式治理"具有先天的缺陷,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现代社会治理必然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多元规范的治理。在社会治理中,民间法基于其以交往为基础、以互相理解为目的社会自我生成特性而有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是整合社会秩序,一方面是整合社会伦理。从民间法与国家机关、民间组织、社会参与者三个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民间法可以通过与立法与司法互动规范化、以民间组织为载体实现规则再生成和激发社会参与者主体自觉与治理能力三个途径介入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视野中民间法的完善及策略

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不仅是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更是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本土性资源,鉴于目前国家法不可能完全取代民间法的国情,我国乡土社会的法治化应善待民间法,给予民间法一定的生存空间,强化民间法的司法介入,发挥民间法的司法功能,完善民间法的惩罚功能,重塑民间法的权威,同时,还要推进乡村治理,为民间法的运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乡村治理视野中的民间法及其重塑

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不仅是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当前,应通过完善民间法的产生机制、维护机制、惩罚机制、干预机制来推动乡村治理,加快农村的法治现代化进程。     

社会治理体系的民间法建构

在社会治理的新阶段,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此时需要民间法的参与.民间法不仅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静态规范体系的制度资源,而且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动态运行体系的治理资源.权利秩序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治理的动态运行体系的关键环节,民间法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法依赖其内部所具有的主体要素、权利要素、规范要素、反馈要素,既能促进权利秩序的生成,也能支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     

变迁中的民间社会及民间法之命运

民间社会是一个以地域和权利为纽带,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则的自治体,民间法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虽然它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受到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影响,但它是在国家法以外自发生成的规则体系,是民众自己而不是国家机关意志的外化形式,它出自“民间”,反应现代民间社会的需求。从现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建设看,必须依照现代市场规则的要求整合民间法资源;民间法还应当建立起向国家法主动输送制定法“半成品”的机制。     

试论民间规则法的成长——一个社会学的立场

因为民间规则在调整社会关系维系社会团结方面依然发挥着国家法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此,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研究民间法尤其是研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民间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与城市相比,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较为缓慢,面临着社会治理主体单一、乡村干部群众缺乏法治信仰、乡村社会治理规则匮乏、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的现实挑战,对此,需从积极培育社会治理主体,完善乡村社会治理规则,提高公共法律...     

社会自治的民间法资源

社会自治以消极自由权为依归,并以民间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为制度前提,主要表现为契约关系的社会权力是社会自治的基础,也为民间法确立了效力前提。民间法的效力根据还包括民间法规范符合社会主体的需要,并具有自然法意义上的价值基础。民间法实效就是民间法效力的彰显,依赖于社会权力、主体需求和自然法价值。社会自治意义上的民间法资源主要包括民间习惯法、道德规范和民间组织的内部规则。     

农村法治建设中的民间规则价值

在当代法治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在向广大农村社会推进之时，国家法却面临着重重困境，广泛行之有效的是民间规则。在此情形下，探讨民间规则的价值及其功用，对于完善以国家法为主导、以民间法为补充的现代农村法律体系，是为当务之急。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考察

法治秩序在乡村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     

民间法司法适用的作用与价值

民间法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习惯风俗长久演变而来的逐步制度化的规则,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权威性等特点。虽然民间法与正式的国家法有所不同,但它在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和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探索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合理性,对我国法律继承和法律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民间法存在的合理性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多元化。在法律领域,我们不能说国家法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但是它所能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所能涵盖的社会内容毕竟是有限的、片面的,需要不同层次、具有不同效力的规则来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以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与社会主体的需求。这就必然为民间法提供了存在的空间。民间法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     

国家行政嵌入与农村低保政策实践逻辑变迁——以贵州D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正式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运作在基层治理中有很强的存在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正式规则模糊地带无法消除,另一方面在于乡土社会治理传统的强烈惯性。本研究基于贵州省D村的实地调研素材,通过对当地低保政策实践逻辑的变迁进行梳理发现,在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后,在国家规则化方向上形塑了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了从民间自发治理到国家自觉治理的转变。但同时还需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嵌入增强了乡村治理的自觉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村干部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无法精准对接村民生活生产实际的状况,因此处理好行政嵌入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尤为重要。     

跨国民间法的兴起及其与国家法体系的互动

跨国民间法是基于跨国法律多元主义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由全球公民社会创立并监控执行的独立于国家法体系(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之外的规则体系.跨国民间规制在上个世纪末迅速崛起,对跨国公共规制提出挑战.但跨国民间法与国际法体系也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各有所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完成全球良好治理的使命.     

林木保护民间法对当代生态治理的启示

以民族、宗族、村落等为基础形成的民间法中,一些涉及林木保护的宗法族规、乡规民约和民族习惯法长期以来游离于国家法之外,却填补了国家法在森林资源保护领域的空白,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有效进行社会控制和维护乡土村落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态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民间法对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治理法律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将林木保护民间法引入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能够弥合国家法治精神与地方性知识间的内在张力,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中体系的制度供给。     

多元治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导致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效率逐渐丧失,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一方面要革新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间关系;另一方面更要激活乡村民间力量,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机制。     

当今乡村公共秩序构建的路径探析

当前,面对“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困境,构建乡村公共秩序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政治、规则、公共性、心性秩序。乡村政治性的建设是根本;基础性规范的重塑是基础;公共性和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是核心;同时,所构建的公共秩序必须与当下人们的心性秩序相契合,才能保障乡村长久有序平稳运转。当今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关键并不是要建构一套烦琐的“技术治理”体系,而是要探求一种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以公共规则为依归的、建构在公共性和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简约而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实现社会转型正义的民间法路径

社会转型正义可分为:社会转型的消解正义与社会转型的建构正义。在民间法与国家法二元规范体系视野下,社会转型正义应该是法治化意义上的正义。民间法体现社会利益的诉求,凝聚社会转型的共识,构建正义转型的机制,它所具有的这些独特品质,使其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发挥功效成为可能。民间法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有三条具体路径:供给社会转型所需的社会理性、构造社会转型的秩序、促使法制体系迈向法治体系。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是二者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各自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同时,还应为民间法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作用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关注民间法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扩展民间法成长的空间,也有利于丰富社会关于治理逻辑的想象,进而为当下社会改革实践寻求新的"算法"。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民间法的延续与转换——以民间法的秩序形成功能为切入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以乡村地方性因素为主导的传统习俗化的法律秩序类型正在向城市普遍性因素为主导的理性化法律秩序类型转变。短短的几十年间,我们立法的速度和数量都是瞩目而惊人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似乎已经发现,无论我们制定了多少法律,也无论我们部门法的门类是多么齐全,而我们所期待的与之相应的良好秩序却始终未能建立。针对当前中国面对的这一治理难题,民间法对乡土社会秩序的形成有无裨益,新时期下我国民间法应实现怎样的延续和转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刍议国家法和民间法的互动——以中国村民自治的形成和发展为例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规则加以规范.这些规则既可以是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的国家法,也可以采取村规民约形式的民间法.通过分析中国村民自治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国家法和民间法存在着有趣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