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近来，由一些特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引发的“问责风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党政领导干部由于在事件当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相继被行政问责，这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行政问责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需要继续予以完善，主要包括完善问责立法、完善问责形式、完善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不少制度性缺陷，从而导致了问责执行力度不足、问责程序不够规范等现象的经常性存在。在深入研究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所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完善我国现行行政问责机制、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效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路径。     

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完善

我国的行政问责立法滞后，现行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存在着缺乏权威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在行政问责立法中，需要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适用范围、标准、程序、责任形式和救济制度。     

略论行政问责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逐步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建设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体现，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实践中仍存在着问责主体缺失、问责对象混乱、问责依据不足、问责范围模糊、问责程序随意等问题。必须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规范，进一步明确问责主体，严明问责标准，畅通问责渠道，保障问责公平。     

西方行政问责理念的发展与启示

行政问责的理念决定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西方国家行政的理念经历了从科层理念到民主理念，再到绩效理念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理念的演变对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实行行政问责制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实行行政问责制，对行政官员的失职、渎职行为进行追究，是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心、转变工作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它对于促进干部能上能下、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有着积极和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点阶段，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存在着行政问责立法滞后、主体不清、标准不一、内容狭窄、忽视常态性问责等问题，因此，必须强化权责对等，加快立法步伐，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明确问责主体，扩展问责内容，注重问责结果的运用，促进行政问责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中国责任政府建设：基本评估与发展趋势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责任控制，加快形成多元复合的政府问责制度。为此，要明确划分行政责任，推行行政问责制度，着手完善政治问责机制，健全政府问责的机制与程序。     

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探索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建设已取得不少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严重制约了问责效能的正常发挥。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主要有：打造问责文化,以价值驱动树立行政问责风尚;完善责任体系,以权责关系框定行政问责标准;推行电子政务,以政务公开搭建行政问责平台;培育公民社会,以公民参与推动行政问责进程;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伦理规范行政问责举措等。     

我国行政问责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问责事件为分析对象

随着近几年我国官员受到问责事件的不断出现，逐步显示出我国领导人建设责任政府的决心。虽然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此类事件中“落马”，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存的行政问责尚未形成一套可供操作的制度，因此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应当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合理划分行政权力、构建问责程序的方式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与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整体来看,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行政问责法制建设还存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行政问责主体缺位、行政问责客体狭窄、行政问责程序不统一等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和问题,笔者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措施:构建统一的行政责任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规范行政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的现实问题、成因与对策

我国行政问责存在不少问题,包括问责启动偶然性强、被问责者任职时间多被忽略、问责事项局限性大、法定问责方式常被弃用、被问责官员轻易复出等等。这些问题源自行政问责法制有缺陷,行政职责的严格对位落实欠佳,问责依法施行常见偏差,配套规定出台迟缓,运行机制保障乏力。因此,我国需要完善统一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落实行政执法的责任制,健全、强化行政问责运行机制。     

建设责任政府需要深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效推进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责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公共权力转型视角下的行政问责与公民参与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公共权力的配置、运作的格局没有实质性的革新，公民参与问责的权力得不到保障，行政问责的“内部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当前制约我国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以公共权力转型为分析视角，从文化和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并论述了公共权力转型期我国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障碍、问题和对策。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毒疫苗事件行政问责的法律问题探析

毒疫苗事件发生后,我国启动了各个层面上的行政问责。行政问责的法律渊源包括行政问责的专门规定、《公务员法》及其配套规定、部门行政法、《监察法》以及《国家赔偿法》,问责的对象包括行政领导人员、行政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以及行政主体等。引咎辞职、行政纪律处分责任和行政追偿责任等责任形式,构成了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行政问责的程序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障毒疫苗事件行政问责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基于绩效的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国外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

本文结合国内现状和国际经验，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探讨了如何建立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使“问责风暴”走向“问责常态”。具体包括：倡导新型官场文化，强化行政主体责任意识；培育完善公民社会，增强公众问责意识；明确职责划分，严格权责对等；健全法律法规，实现“制度问责”；强化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问责机制等。     

社会转型期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行政问责逐步从作为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措施步入我国政治生活进而成为了现代政府的管理手段。但是，当前我国的问责风暴仅仅是一种非常态的问责措施。要实现问责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就必须从问责的主体、制度的完善、行政文化的构建以及拓宽民众的参与等多个方面对我国的问责制度进行革新。     

毒疫苗事件行政问责的法律问题探析

毒疫苗事件发生后,我国启动了各个层面上的行政问责。行政问责的法律渊源包括行政问责的专门规定、《公务员法》及其配套规定、部门行政法、《监察法》以及《国家赔偿法》,问责的对象包括行政领导人员、行政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以及行政主体等。引咎辞职、行政纪律处分责任和行政追偿责任等责任形式,构成了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行政问责的程序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障毒疫苗事件行政问责的合法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