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法中的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

德国法中长期由判例发展出的由第三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做法已借助新债法的修订正式纳入民法典中,这一对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突破昭示了该责任信赖保护的宗旨,可以对正确认识缔约过失责任提供启示。     

缔约过失责任在行政契约中的适用

行政契约在学理上共有三种模式: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契约、行政机关之间签订的契约以及行政相对人之间签订对社会公共利益有影响的契约。本文只讨论第一种常规模式的行政契约,此类行政契约具备契约性和行政性双重属性的行政行为。本文结合私法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行政契约与其他契约相比所具有的双重属性(即契约型和行政性),提出了将缔约过失责任引入到行政契约中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行政契约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以此为基点,概括出行政契约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和构成要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缔约过失责任在行政契约中适用的责任承担与私法中责任承担的不同即责任主体、责任内容和责任方式,尤其是对责任方式部分,提出:行政契约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因此需要受到信赖保护原则的支配。在传统行政法上,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一种行政相对人对授益性的行政行为的信赖利益,但是结合行政契约的特点,本文认为行政契约中的信赖保护原则应当包括行政主体的利益,再根据行政相对人导致缔约过失的心态(故意和过失),分别应当实行行政处罚和强制执行的方式。     

浅议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的法理基础源于诚实信用原则,见于合同缔结过程中,其与侵权责任、违约责任有根本区别,独立地调整缔约过程中当事人的关系.缔约过失责任以基于合理信赖和合理预见而生之信赖利益为赔偿范围.我国合同法也明确了该责任.     

论缔约过失责任

本文着重论述了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赔偿范围问题。同时对我国现行法律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规定的不足进行了简要的探析,对我国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     

再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由德国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提出,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这一发现对各国立法和判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缔约过失的构成要件、主要类型、承担方式、责任范围方面发表一下本人的新看法。     

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法新规定的一种民事责任,它是当代民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确立对维护缔约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一制度在我国的民法中还不是很完善,它的诸多内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争议。本文通过超市购物的案例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及法律内涵作出阐述,并就相关责任进行一些探讨。     

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法中重要的一种责任形式,它是对违约责任的完善和补充,是法律对合同当事人提供全面保护的标志。尽管我国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立法逐渐完善,但某些相关规定仍存在一些问题,基于此,本文对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问题和立法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法中重要的一种责任形式，它是对违约责任的完善和补充，是法律对合同当事人提供全面保护的标志。尽管我国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立法逐渐完善，但某些相关规定仍存在一些问题，基于此，本文对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问题和立法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     

缔约过失责任研究

缔约过失责任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一种重要责任形式.理论与实践界对此责任形式有诸多研究,但对于对缔约过失责任的定性学者们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对此笔者提出如下见解.     

民法的法典化

法典编纂是法律文化和法学的最高贡献。法典编纂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在德国民法典产生至今的百余年中 ,它都因价值观和秩序观的变化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些变化在民法典的许多领域中体现出来。立法机关和法院对法律制度的继续发展使民法典具有了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     

民法典编纂与法官“造法”:罗马法的经验与启示

文本研究了罗马法上裁判官法的发展以及市民法—裁判官法二元体制的形成,以及罗马法通过《永久告示》的编纂和法学家研究的努力,将其整合为一个体系的历史过程.借鉴这一历史经验,在中国民法典编纂中必须对既有的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进行全面的整理和汇编,然后整合到未来中国民法典之中去.在民法典编纂之后,我国最高法院的“造法”功能应当发生根本性的转型,目前的这种通过司法解释来造法的体制需要加以重大地改革.     

国际私法的法典化进程

当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起草和制定国际私法法典时,借鉴先进的立法经验是必要的。总结已有的立法经验,在国际私法的立法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一些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问题,其中,辨析传统与现代理论的发展趋向、坚持保护私人利益原则和实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协调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等对立价值、选取使用管辖权选择规则与内容或结果为导向的法律规则和如何保证法律选择争议的正当解决就是一些核心内容,这最终决定了立法的基本体系和具体内容。     

劳动法法典化的三重困境

当代中国已步入法典化时代,劳动法法典化亦大势所趋。劳动法法典化是对劳动法体系化和典章化的最高追求,但在较为宏观和中观的层面上面临着三大困境,即路径选择之困、稳定性与灵活性协调之困、边缘和新兴问题处置之困。这三重困境需要在考量必要、可能和可行的前提下寻求破解之道和可选方案。比较而言,先部分后整体的循序渐进的体系化路径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消解法典的过度稳定而适度体现灵活性可采用相关政策的适度运用、基本概念和原则的再造入典、解释论的宽松适用、单行法的适时再登场、法典修正的适时启动等途径促其实现;所谓的边缘和新兴问题处置主要是对退休、社保和平台用工等问题正确加以对待与处置的问题。只有跨越和突破这三重困境,才能有效推进劳动法法典化的伟大工程,成功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和体现时代精神的劳动法典。     

德国商法法典化、去法典化与现代化:历史脉络与启示

在德国私法法典化的过程中,历史法学派、学说汇纂法学与法学实证主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商法也逐步实现了法典化,但却未能像民法那样实现体系化。由于自身的体系缺陷及商法的发展变迁,德国商法逐渐走向了去法典化,并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证实了其难以有效体系化。这也给我国商法立法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启示,即不必追求我国商法的法典化,而制定《商法通则》即可。     

论韩国民法中的利息之债

考察韩国民法中关于利息之债的基本规定（如：利息之债的含义、性质、种类等），论述目　前韩国学术界和司法实践对于利率和利息的限制等方面的争论。从中可以看出韩国法学理论　和实践深受日本影响，在利息之债的制度设计方面没有自己鲜明的特征。这一个方面说明了　日本利息之债制度的相当成熟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韩国民法有关制度设计的屈从地位。     

论普通法系国家法典的编纂

"民法典不管是在哪里,都往往被看作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1]艾伦·沃森的话描绘了法典在整个法律制度的地位.但是,大陆法是法典法,普通法为判例法这种分类方法一直深延于人们的心中.     

The New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and Protection of the Honor and Dignity of the Citizen

With the issuance of the Principles of Civil Legislation of the USSR and the Union Republics, the first, but very important, stage in the new codification of Soviet civil legislation to correspond with the needs of the period of the comprehensive building of communism has been realized. What must now follow is the adoption of civil codes by the union republics, in which the general, fundamental and primary propositions of the Principles will be appropriately concretized and detailed, developed and augm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