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中刑事制裁机制的多维审视

2008年8月1日起生效的《反垄断法》立足我国实际并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作法，将严重的妨害反垄断执法机构执行公务行为予以刑事制裁。本规定中的刑事制裁机制若落到实处。尚须及时增设对单位实施的妨害反垄断执法机构执行公务行为的刑法调整，并进一步明确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标准，对构成本罪的刑事责任条款内容加以明确规范。     

反垄断法中刑事制裁机制的多维审视

2008年8月1日起生效的《反垄断法》立足我国实际并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作法,将严重的妨害反垄断执法机构执行公务行为予以刑事制裁。本规定中的刑事制裁机制若落到实处,尚须及时增设对单位实施的妨害反垄断执法机构执行公务行为的刑法调整,并进一步明确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标准,对构成本罪的刑事责任条款内容加以明确规范。     

后劳教时代的刑事制裁体系新探

我国传统的刑事制裁体系具有制裁范围较为狭窄、制裁方法以重刑为主导、制裁程序以繁为主的特征。随着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我国传统的刑事制裁体系在制裁范围、制裁方法和制裁程序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我国应适时对刑事制裁体系进行完善。其基本进路是:实现从政策调控到法律主导的战略转型,确保多种价值目标的有效和统一实现,坚持系统化的改革思路。最终目标是构建双轨制与层次化的刑事制裁体系。     

评美国近期关于数字版权侵权的刑事制裁立法

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数字版权刑事制裁立法发展,即不以商业目的为刑事制裁的主观要件的规定.文章第二部分表明放弃商业目的的限制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做法,以及不明确规定合理使用的例外等,都将使美国版权制度中权利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失衡.第三部分将说明刑事制裁在防止数字版权侵权发生的作用有限,过度放宽制裁条件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不利于版权制度的健康发展.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人们对版权制度利益平衡问题的思考,对我国立法发展有所帮助.     

威慑理念下的反垄断法刑事制裁制度——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改稿)》的相关规定

威慑是反垄断法中最优先,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目标。反垄断法应强化刑事立法,但应有其限度,否则会形成过度的威慑。为此,我们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反垄断刑事制裁制度,以达到最优化的威慑效果。2005年9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改稿)》有关刑事制裁的规定有其局限性。在未来的修改中,我们应明确规定追究本身违法的核心卡特尔行为和行政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规定两罚原则,追究个人和公司的双重刑事责任;同时,应像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样在法律中规定告密者的刑事宽恕政策。至于刑事制裁措施的选择,我们应优先适用罚金,但罚金不能完全代替监禁。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很大的严重垄断犯罪行为,动用监禁进行制裁是必须的。     

完善反恐刑事立法 有效打击遏制恐怖主义

"9·11"事件发生以后,恐怖主义引起了国际主义的普遍关注。近年来我国治安形势进一步严峻,恐怖事件频发,为了根除恐怖主义的危害,维护社会稳定,刑法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来看,部分内容还过于粗略,可操作性不强,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继续完善,以便更好发挥刑法威慑和制裁功能。     

网络刑事禁止令制裁措施的创制

传统刑事禁止令遭遇网络环境后出现失灵现象,无法在网络空间社会施展预防机能。考虑到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价值的优位性、网络安全法益的整体迁移态势、网络技术风险的积极制衡理念、舒缓传统刑罚处罚措施的衔接不畅之弊、激活网络空间禁网令的积极预防功能,建构网络刑事禁止令刻不容缓。网络禁止令的理论基础是积极预防理念;适用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适用罪名应无禁区,假释考验期亦可适用;应围绕网络空间技术风险及其防控的指标系数设计具体的禁止令类型;网络禁止令应当作为未来网络刑事制裁体系的独立部分。     

海南“宰客”行为的刑事制裁研究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维护海南旅游秩序具有特殊价值。海南旅游"宰客"行为严重损害海南旅游秩序,具有特殊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海南"宰客"行为具有:欺诈-威胁-一般暴力-压制性暴力的模式,应当按照具体情况,依法进行刑事责任追究。以商品价格或者服务欺诈性"宰客",按照诈骗罪构成要件审查定性;以言辞或者一般性威胁"宰客",按照强迫交易罪或者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审查定性;以压制性暴力或者压制性暴力相威胁,按照抢劫罪构成要件审查定性。海南"宰客"行为成立犯罪的,量刑一律在法定刑范围内从重。     

网络刑事制裁范畴的理论视域与制度具象之前瞻

网络时代不仅颠覆传统犯罪观念,也冲击传统刑罚理念。网络技术异化风险步步紧逼,刑法价值与机能的转变预示着预防性刑罚措施的到来与积极预防刑罚导向的兴起,网络制裁有效性命题推动传统刑罚体系与结构的代际蜕变。网络刑事制裁作为全新的独立范畴渐生雏形,却是当前网络刑法知识整体转型的短板。网络技术代际变迁、网络社会成熟且不断趋于独立等因素,使网络刑事制裁成为呼应网络犯罪形态的开放性专属范畴,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性、阶段性概念,制裁体系存在绝对专属与相对专属等功能演变阶段。基于罪质轻重、主体差异、制裁功能等因素,网络刑事制裁措施的类型具有多元性与层次性,既包括物理性断网、实名制、数据删除等宏观措施,也包括网络禁止令、从业禁止等微观措施。     

以程序性制裁弥补实体性制裁之不足

为了抑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我国确立了包括追究刑事责任、处以行政处分、判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等在内的多种直接对刑讯者本人进行实体性处罚的制裁措施。现阶段,众多因素限制了这些实体制裁措施效用的有效发挥。其中部分因素虽然在理论上可以通过诉讼制度变革予以消除,但是这些变革都较为重大,何时实现乃至能否实现都还是个问题,而部分因素则不可能通过制度变革予以消除。我国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程序性裁判机制,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程序性制裁能发挥效用,并与实体性制裁互相配合,以抑制刑讯的发生。     

刑事立法语言之技术特点

刑事立法语言具有立法语言的一般共性 ,要求准确、明确、通俗、简约、庄重及严谨。但刑事立法语言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其区别于其它立法语言的技术特点是 :第一 ,刑事立法语言突出表现罪刑关系 ;第二 ,刑事立法语言以明确性为主 ,兼顾弹力性 ;第三 ,刑法用语的专门性、专业性 ;最后 ,刑事立法语言中句式的特定性。     

应增加对反向假冒行为的刑事制裁

所谓的反向假冒，是指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行为。反向假冒的行为表现形式虽然与传统的假冒行为不同，但在行为性质上并无实质差别，同样损害了他人的商标专用权，影响了商标功能的正常发挥，欺骗了消费者，造成商品流通秩序的混乱。笔者以为对于情节严重的反向假冒行为完全可以运用刑事手段予以制裁，其理由如下：     

略论犯罪学对我国刑事制裁的影响——关于我国非刑罚处罚的产生

犯罪学与刑法学是刑事法学领域比较重要的学科,两者在相互依存中发展着。本文将从犯罪学的角度阐释我国刑事制裁的发展,并以我国非刑罚处罚的产生为立足点,分析犯罪学对我国刑事制裁的影响。     

通过程序制裁遏制刑事程序违法

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程序违法现象极为普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一部缺乏制裁机制即违反之后没有法律后果的"软"法。刑事诉讼法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作为法律所应当具有的约束力,甚至沦落为规则的宣示或告诫。欲使刑事诉讼法成为"真正"的法律,就必须为其注入"制裁"这一法律规范的应有要素。而为刑事诉讼法注入"制裁"要素,应走"以程序制裁为中心"的道路,这是由程序制裁的独特优势所决定的。     

论商业贿赂犯罪之刑事立法完善

虽然有关民事的法律、法规比较明确地对商业贿赂的概念作出界定,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商业贿赂犯罪罪名,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鉴于现行刑法对在工商经营活动中,发生在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和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与政府机关之间的商业贿赂行为有了较为系统的刑法罪名进行规制,故没有必要另外单独设立商业贿赂罪,应扩大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纳入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范围;扩大商业贿赂犯罪的内容,即将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纳入商业贿赂的内容;提高行贿犯罪的法定刑,降低行贿犯罪的入罪门槛;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必要的时候可以制定专门的反贿赂法。     

论刑事管辖权

刑事管辖权是国家基于国家主权原则而派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一国刑事法律规范运用的重要依据.刑事管辖权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将刑事管辖权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刑事管辖权是基于国家主权使国家依据这种固有的权力对其主权范围内的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狭义的刑事管辖权分为了刑事立法管辖权和刑事司法管辖权,即在立法层面将刑事管辖权法律化,在司法层面是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依法行使管辖权.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浅议完善商业秘密之刑事立法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仅通过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不能很好地保护商业秘密侵权案中受害人的利益。从维护社会正当的经济秩序和保护公共利益出发，我国进行商业秘密刑事立法非常必要，建议在商业秘密刑事立法的立法原则、罪名规定、起诉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关系之考量

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的产物,因其自身技术手段应用的结果被理论与实践模糊与混用而衍生弊害,影响了"侦查的科学化"、制约了"审判的科学化",甚至阻碍了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深化。对其模糊而混用的成因与流变进行追溯、考察发现,对它们在技术涉及的范围、可靠程度及其结果的功能上的差距,应当予以区分。在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过程中,除应对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在理论上作出初步界分外,还需要建立司法鉴定技术准入制度及淘汰制度、刑事技术鉴定向司法鉴定的转化机制以与之调适。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制裁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程序性违法行为已经危害到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相违背的。本文通过分析这些存在现象的原因发现是我国缺乏必要的程序性制裁制度。文中指出和谐法治社会的构建,不仅需要正义的实现,更要求正义以公正的形式实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程序性制裁制度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