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宪法中的“软条款”

自1949年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颁布以来,新中国的宪政进程也进行了60年,比较建国以来我国颁布的几个宪法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语气比较"刚猛"的1975年《宪法》,在其内容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宣言性的条款。无论是宪法文本本身还是"软条款"只有贴合了本国的实际情况、符合了时代背景,同时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和保障才能够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宪政制度。     

服务于美国全球军事利益的宪法军事条款——以“9·11”后美国的实践为视角

美国宪法军事条款按照三权分立制衡的理念从横向分割、纵向分割和相互制衡的角度对军事问题在宪政层面进行了设计。＂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在宪政的框架内,通过国会立法授权向恐怖分子动用武力、改组政府机构、立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以维护其国家安全和全球军事利益。面对失衡的＂权力——权利＂格局,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了＂有限平衡＂,但这种平衡最终演化为＂昙花一现＂。美国的国家军事和安全利益成为国会、总统和法院行动坚守的最终准则。     

美国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相对性之我见

言论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美国宪法条款的言论自由为广义概念,包含了＂纯粹言论＂和＂象征性言论＂。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是受到限制的,具有相对性。该条款在美国的司法适用中时而宽松时而收紧,均需进行个案裁量,与具体的案情以及社会现实和国家利益考量密切相关。言论自由相对性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一权利在我国的实现依然任重而道远。     

略论我国现行《宪法》中过时的条款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历30年，在改革开放第四年我国制定了新中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现行宪法对我国经济制度做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规定，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我国生产力得到巨大提升，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中部分条款已明显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尽管现行宪法制定至今已经过四次修改，但小规模的修改没有完全修正宪法条款过时的状况。因此，从宪政研究的角度针对现行宪法中一些过时条款作逐一疏理和分析是有必要的。     

论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的宪法保障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经济紧急状态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采用宪法直接保障的立法模式是建设宪政国家的必然要求,把国家紧急权直接规范于宪法,即便在经济紧急状态之下,也不得超越宪法而随意扩大国家权力,这是宪政主义在国家紧急权上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国家紧急权立法模式的路径选择。     

论行政补偿的宪法基础

近代以来,人们的财产权利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财产权利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挑战。现代各国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基于社会公益之需,可以对公民财产进行征用或限制,但是须以公平补偿为前提。行政补偿制度的价值在于,它既充分体现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功能,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功能。我国现行宪法只有征用条款,却缺少补偿条款,应予完善。     

论中美贸易争端之"337条款"及中国的应对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升级,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美国竞争对手形成了威胁,因此美国厂商想方设法利用"337条款"投诉中国企业,以期阻挡中国产品进入市场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了抵制中国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扩大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美国逐渐加大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货物进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调查力度.如何应对337调查,成为中国对美出口企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必修课.通过对中美贸易中以"337条款"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的背景和现状的分析,以期认识和探究现阶段相关法律及手段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并寻求相应对策.     

试论法官释明权的宪法依据

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当事人主导的民事诉讼体制这样的前提下,通过法官释明权的构建来更好地为实现好公民的诉权而服务也就成了大势所趋,然而作为一种公权力,找出其之所以设置的宪法依据尤为关键,本文将对此问题作出相应的探讨。     

我国“人权条款”入宪模式的再思考

人权条款入宪后必然会对我国原来宪法的价值体系和规范逻辑造成影响。从规范定位上看,我国人权条款应该定位为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而不是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人权条款作为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入宪后造成现有宪法文本中的人权和公民权的逻辑错位、内在逻辑体系上的不协调。因此,理性反思我国人权条款的入宪模式及其问题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规范难题。     

外国宪法中的政党条款及其对建立我国政党法治的启示

本文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主张和党章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遵循的基本方针,落实这两个"必须"方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逐步实现我国政党制度的法律化.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执政",在这一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世界上有70多个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关于政党的基本制度,其中许多内容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值得借鉴和吸收.文章介绍分析了各国宪法的政党条款,并对我国政党制度法律化的若干问题提出看法.     

论国家对宗教自由的适当限制

宗教自由同其他权利、自由一样,也不是没有界限的,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国家的限制。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国家对宗教自由权的限制也是应当受限制的。一般而言,国家限制宗教自由应当遵守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即宗教自由原则、宗教平等原则、国家中立原则、宗教宽容原则。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特有原则和界限,具体包括国家限制宗教自由应当遵守特有原则,即宪法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以及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界限——公共利益两个方面的内容。     

宪法解释权归属初探

宪法解释对于一国宪政具有重要意义,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则是宪法解释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从理论及实践上来看,两者均不具备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己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从宪法解释、宪法解释权自身的特点出发,结合立法本身规律,去寻求更为合适的宪法解释权的归属主体.     

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初探

战国时期的“千乘之国”——中山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跻身几个万乘大国之间，同称王，共征伐，其顽强的生命力源头就在于战国时期中山国国都灵寿城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商业贸易往来增加；货币经济在城市中有了相当发展。     

宪法财产权及国家义务

民法和宪法都有保障财产权的制度,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作为一方当事人国家的积极和消极义务,国家的义务首先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即立法作为与立法不作为的义务。宪法财产权规范的确立对立法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     

泄露国家秘密罪构成解析

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犯罪主体应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客观方面可具体解析为行为人"知密"、行为人"违法"、行为人"泄密"及行为人泄密行为"情节严重";客体是国家的保密制度.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限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执行遇到很大的阻力，这是政府长期信息不透明下的惯性所致，也是因为对信息公开存有心结。从规范层面讲，这些阻力不是来自于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不理解，而在于对信息不公开范围的错误解读，甚至是恶意解读。科学准确地界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限制，包括界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工作秘密、内部资料等概念，是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首要之举。     

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军事权规范

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武装力量的任务;规定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国防立法权,对中央军委的任免、监督权,战争决定权,国防预算权,军衔规定权;国家主席有宣布战争状态权;国务院有权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中央军委有权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而《国防法》没有完全贯彻宪法的规定;中央军委实际上几乎总揽了一切军事权。国家的最高军事权与最高行政权不宜分离而应合并：武警部队的性质使其应属于行政而不是军事系统;军委主席负责制决定了军委组成人员应由主席提名;军委主席任期在宪法上的“漏洞”目前没有导致事实上的终身制;中央军委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从属关系还缺乏具体程序加以落实。     

新时期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爱国统一战线政权

我国现政权是我们党历史上建立的统一战线政权的继承与创新,它除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外,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爱国统一战线政权的社会属性,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爱国者共同拥有、共同管理的国家政权.     

宪法中的任免权之“免”

宪法中的任免权包括＂任＂和＂免＂两个方面,＂任＂是＂免＂的前提,但＂免＂不是＂任＂的必然,而只是其可能的结果。＂免＂的主体有时是由谁＂任＂即由谁＂免＂,有时＂任＂和＂免＂不完全统一（有四种情况）;＂免＂的对象一般是最高国家机关的主要成员;＂免＂的形式有罢免、弹劾、免去等;在＂免＂的程序中,罢免程序主要体现的是民主性,弹劾程序则更强调司法性,后者通常比前者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