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问题研究

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本质上归属于空间正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站在空间正义的立场上,从生产地位的空间分野、居民社会品格的空间分异、城乡空间环境病态式发展等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并将其归因于资本逻辑对空间生产逻辑的宰制以及政治权力对空间规划的操控。以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反思与审视当下中国的城乡关系,传统村落的瓦解与消逝、城市权利的缺失与空间归属感的危机、生态环境治理不平衡等城乡非正义问题正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城乡之间空间资源的共享、城市权利的赋予以及"场所精神"的赋义,有助于寻求空间正义、促进城乡融合。     

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正义理论及其治理启示

空间与正义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城市的观察,揭示了由资本的逻辑所导致的阶级居住分异的空间非正义现象。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力图生动而具体地展示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本质及空间正义问题,为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城市空间分异与空间正义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需要积极面对的治理议题。     

农村环境抗争的动因分析及治理路径选择——基于环境正义的视角

环境问题的恶化已成为阻滞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诱因。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环境抗争呈现出一种多发态势。作为环境抗争中的重要一环,农村环境抗争尤为引人关注。农村环境抗争不仅具有利益导向的特征,同时还内含环境正义的价值导向。农村环境抗争具有复杂性和"弱组织化"的特征,受制于城乡环境不正义的现实状况。因此,建构和完善城乡环境正义的制度环境,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承认农村环境的生态价值,建设城乡一体的环境社区和环境共同体,成为农村环境抗争治理的可选路径。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城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体制转型——基于中西部城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制度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基层治理体系重建问题。从农民转型为市民,从农业转型为工商业,从农业文明转型为城市文明,涉及到制度建设与社会建设,包括破解城乡二元分治体系以及消除由二元分治体系所造成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城乡差异。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治理体系要从传统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向现代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转型,包括建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最终实现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公平与分配正义。这样,城镇化建设才能够与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确立一种结构性的相互促进关系。     

空间治理与城乡空间关系重构:逻辑·诉求·路径

我国在现代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地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失序等问题。进入新时代,对于空间治理的探寻有助于解决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塑城乡空间关系是建立在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基础之上的,城乡发展的前提是二者要对等,通过空间共融共享、合理有效的空间规划和空间的善治以促进和推动城乡互动与交流,彰显城乡空间各自价值,实现城市和乡村的两大秩序文明,建构流动的、持续的、和谐的公共空间,从而获得城乡之间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对我国政府治理的启示

从行政或政府治理的视角分析,西方思想家有关正义的结论有:正义是一种制度或一种体制;正义是一种价值体系或价值系统;正义意味着一种社会理想.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正义理论应当说博大精深,其主要价值集中体现为:厘清了正义的内涵;明确了正义的地位与作用;确立了正义的标准;总结了实现正义的途径;描绘了正义的基本目标.西方正义理论给当代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的政府治理的深刻启示是:政府的积极治理--社会正义实现的主导方式;政府治理绩效的考量标准--社会正义;政府治理制度设计基点--注重社会弱势群体;政府治理基本目的--实现社会正义.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研究简评

从频繁曝光的城管和小贩之间肢体冲突,到2014年8月9日西工城建监察大队组织20余名小贩和市民参加座谈会共同探讨城市治理问题,我国城市治理的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创新城市治理方法、模式、制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国家持续发展方面都有其现实意义。本文从城市治理的基本含义、西方城市治理理论以及我国城市治理的历史发展、现状与实践及发展趋势五个方面对近年来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加以简评。     

恩格斯城市空间理论:形成、意蕴及当代价值

城市空间理论属于恩格斯空间研究的微观角度,这一理论散见于恩格斯《乌培河谷的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等著述中,是其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阶级对立和压迫在“空间正义”问题上的直观揭示,也是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导致的“空间异化”问题的深刻批判。其核心内容和丰富意蕴可以高度概括为“四重要义”:社会实践创造城市空间,生产方式变革再塑城市空间,“非正义”性催生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危机以及共产主义时代城乡融合的必然性。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奠定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城市研究的理论基础,指导我国城市发展及治理实践,推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实施与完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治理机制

行政区划作为权力结构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调整行政区划是塑造空间治理格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制度供给、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发挥的支撑关系，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在现代化背景中的治理意义，要求持续优化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划调整蕴含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价值功能，有利于规范国家治理中的权力运作，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行使，并通过均衡资源配置来增进空间正义。根据行政区划的实质内容及空间治理的价值目标，推进新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需要集中处理好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地理区域与制度场域、本土实践与域外经验这四组关系。     

城市生态正义:理论张力与治理选择

城市生态正义,是建构城市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城市生态正义要求城市社会不同主体既平等地享有、利用生态资源,也公平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城市价值异化、城市权力失衡、市场逻辑至上,是导致城市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强化政府针对城市生态治理的规范引导力,提升市场主体针对城市生态问题的自我控制力,增进民众针对城市生态问题的参与通达力,是建构城市生态正义的重要途径。     

环保组织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探析——基于利益、价值与认知视角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环境冲突发生频率日益频繁,对政治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冲击.环境冲突形成发展过程表明,环境冲突由体制内维权向体制外抗争转变演绎过程中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种因素起着“催化剂”作用.在环境冲突治理过程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失灵为环保组织介入提供了空间.环保组织凭借自身非利益相关性、价值中立性与专业性等优势使其在环境冲突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利益协调机制、价值规范机制以及认知调整机制等三个方面.     

城市治理:关于理念、价值及动力的哲学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勃兴,城市内部充斥着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暴力等不正义现象,我国的城市治理在应对上述问题上做了理论思维与实践逻辑的转换,但仍然存在制度结构失衡、主体参与失衡以及主体意识欠缺等问题。这些城市问题迫切需要我们从哲学上对城市治理的本质内涵、核心要素、运行机制、价值目标以及策略路径等方面进行梳理与反思。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动力论角度去探讨城市治理的关键性要素,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治理,并为城市区域发展的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做出应有的贡献。     

城镇化战略的正当性论证:一个理论框架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具有较强的政府主导色彩。因此,需要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汲取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以此作为城镇化战略获得其政治正当性的基础。通过对整体论和个体论的反思,可以调和城镇化进程中通常出现的村规民约与法律规范的消长、伦理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紧张,并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即"人性—制度"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的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强调时空融合,强调公共交往和多元正义,因而具有最广泛意义的合法性。从个体行为量度、生活质量量度、社会质量量度、社会发展量度,可论证该理论框架的有效性。     

空间与权利:城市文化的双重变奏及现实选择

城市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表征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映射城市空间生产与城市权利变迁的逻辑主线,构成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介质.城市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的空间化,城市文化权利是人们享有、参与创造城市文化空间的主体资格、素质与能力.西方城市化过程中,资本积累逻辑诱发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深层次问题,影响城市正义,约束人的发展,应该引以为戒.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应以实现人的发展为价值关怀,将直面城市文化正义问题、优化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促进城市文化空间共享作为现实选择.     

论和谐正义观

社会正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维.社会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能采用西方社会的正义观,也不能因袭中国传统的正义观,而是需要有和谐的正义观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和谐正义观既不同于形式正义观,亦有别于实质正义观,它旨在寻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和谐,发挥二者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的积极作用,因而可以视为一种新的类型的正义观.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的实践是一致的.     

论城中村改造的政府空间治理

在"棚改"中,扶贫的国家叙事与城市叙事介入个人和集体空间,"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模式诱致城中村改造呈现改造主体外部化、改造目标公共化、改造知识去地方化、改造结果士绅化等空间生产困境,大多数城中村常住人口居住处境改善程度有限。基于可持续人居目标,批判和导正空间异化的现实逻辑,政府应将空间正义作为价值导向,以房屋使用价值回归为焦点,通过包容性和整体性空间治理,促进城中村改造主体的多元合作共治、过程的包容开放、成果和收益的普惠共享,实现对弱势利益相关者的特别关注,构建空间再生产图景,实现既有企业家城市治理逻辑的突破与空间治理绩效的提升。     

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伦理的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呼唤制度伦理建设。依据制度在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领域,制度伦理体系由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以及政治制度伦理、经济制度伦理和社会文化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内容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伦理建设目标与主要内容为制度正义、社会效率和社会秩序。制度正义是实现社会效率与构建社会秩序的制度基础与前提,社会效率是制度正义与良序社会的物质承担者,良序社会的构建是制度正义与社会效率的出发点与目标,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城市封闭社区的开放困境与转型进路研究

在城市化节奏高歌猛进和市场体制改革的大力驱动下,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态势日趋明显.其中,城市封闭社区作为空间转型重构的主要载体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日益受到各领域的重视.从实践进展来看,现阶段我国城市封闭社区的发展总体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但其所带来的空间效应却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程度,社区精神、阶层排斥意识与公民社会等都尚未形成,某种意义上还只是社会贫富分化现象的外显.因此,通过全面探讨该类社区的空间特征,归纳其在空间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对于推动"破碎化"城市公共空间的加速整合,完善街区制落实推广的相关政策意见,建立健全现代城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等方面有着较为深远的现实性意义.     

虚构的正义——国家治理转型中的法律感知

政治以正义为旨归,正义的实现可以感知。实现正义的过程伴随着国家治理从德治向法治的转向。与强调义务的德治不同,法治建立在权利之上,国家通过严密的法律体系实现公民的权利平等。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面临着艰难的多重转型,这种转型体现既体现为从等级政治走向平民政治,也体现为从政治控制转向法律平衡。在转型治理的过程中,其实存在两种法律及其表现形式:作为秩序的、表现为依法管制的法律,作为自由的、表现为依法抗争的法律。因此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法律被用以明确现代治理中的责任和程序;在权利实现的过程中,正是具体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使人们感知法律及其背后的正义,从而激发自觉的法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