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党的廉政问责:基本模式、现实局限和有益经验

<正>国外政党主要通过党内"主导型"、党际"对立型"、司法"边界型"和社会"参与型"四重模式展开廉政问责,问责有其自身特性,包括强调问责主体的独立性、问责对象的精英化、问责过程的程序性和问责结果的精确性等。科学吸收国外政党的廉政问责模式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1)完善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     

制约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实效性的现实瓶颈及其对策

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推进高校内涵发展的有力保障,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其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实效性的增强。制约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实效性的现实瓶颈主要是党风廉政建设认知偏差、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问责实施相对弱化。坚持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问责为核心,不断优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是增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实效性的有效路径。     

建设“三型”政党对党的建设模式与机制的创新

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是党的建设的目标的创新,又是对党的建设的模式与机制的创新。它与已往的党的建设模式与机制相比,具有问题聚焦性、理念先进性、创新系统性、机制长效性等特点,是对党的建设模式与机制的重要创新。以"三型"政党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模式与机制创新,应当坚持追求卓越的建设理念与标准,从严治党;探索建设卓越组织的发展与建设模式;重视知识升级;善于汲取中外"三型"组织建设的成功理念与经验;建立健全推进"三型"政党的领导体系;以学习型政党和党组织建设引领推动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和党组织建设。     

以责任追究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落实——基于责任政党和政党责任的理论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提出和落实,是通过强化责任追究破解党风廉政建设难落实的政治策略,也是履行政党责任的理性实践。自建党以来,党始终坚持把追责问责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探索和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历史经验。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落实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职责不清、执纪不严、问责不实等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把政治纪律挺在最前沿;牢牢牵住"牛鼻子",用好问责"撒手锏";通过典型案件的通报、曝光来倒逼责任落实,带动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渊源与创新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渊源于中华"廉"文化中修身、民本和贤人政治等文化传统,也继承和发展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党风廉政建设与政权建设、人民权力主体建设、反腐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相结合的探索和经验。习近平加快反腐败机构改革,对现有反腐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加强问责体系构建,使廉政责任制成为重要的反腐"利器";完善党员干部任免机制建设,使党内政治生态得到应有的净化,从而实现了党建历史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创新。     

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刍议

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实践的逐步深入以及信息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近几年出现了许多"下马"官员"闪电"复出"、神秘"复出"、违规"复出的现象后,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从五方面完善复出机制:明晰问责的标准和尺度;加强行政伦理和官风建设;建立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法律体系;建立官员复出回应机制;建立官员复出评估和跟踪监督机制。     

人大问责:现实反思与制度建构

在我同的官员问责体系中,人大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虽然具有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优势.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人大问责的认知误区;制度安排的缺乏、偏差;问责文化的相对滞后等.要促进我国人大问责,就必须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强化人大异体问责功能;制定人大问责法规,完善人大问责机制;营造人大问责氛围,推进人大问责行为.     

政党现代化与“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

提出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与优化的结果,体现了政党现代化的现实诉求。推进"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要注重提高全党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进一步改革和优化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推进制度和机制创新,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学习借鉴国外政党建设的有益做法和经验。     

制度问责化与问责制度化

制度是"秀才"和"兵"的结合。"秀才"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责任,它告诉人们"路在何方"。"兵"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责任,它对误入歧途者进行问责。所有的制度,都需强化"兵"的存在,是"制度问责化"。"兵"也容易在情绪决策博弈中迷失方向。由此,需要设置更高位阶的制度,对位阶较低的"兵"予以监管,是"问责制度化"。要实现问责制度化,需在封闭原理的指引下,藉由制度中安排"兵","兵"上安排制度,层层递进,构成一个问责循环系统。从理论回归实践,人民问责权层面的制度、问责权层面的制度、管理权层面的制度,互相运作,形成了实践形态的问责循环系统。其中,只有诉诸制度建设和理性教育,促进管理权的常态监管和非常态监管,人民问责权作为问责循环系统的枢纽才能日趋牢固。     

廉政问责程序中信息公开机制的建构

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避免廉政问责程序运作中极易出现的偏差性、滞后性和形式主义的危机,则问责信息就必须做到科学和有序地公开。廉政问责程序中的信息公开具有法理、制度和现实层面的多重依据。问责主体在廉政问责程序中,应推进有关廉政责任巡查、廉政责任归属、廉政责任追究和廉政问责最终落实等方面信息的全面公开。为确保廉政问责信息的有效公开,当前要通过建构廉政问责程序中的信息审核机     

党内"精准问责"的要素要件和运行机理

精准问责是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命题,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和回应。现有精准问责研究主要停留在问责要素分析或问责过程分析等单一维度,"结构—过程"分析框架将静态的问责要素分析与动态的问责过程分析整合起来,为分析精准问责机制提供一个兼具学理性和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来看,在要素层面,精准问责思维融入现有问责制度对各项问责要素的具体设计之中,问责主体精细分工、问责对象精准认定、问责情形精细设置和问责方式精准刻度构成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构成要素。在过程层面,精准问责方法贯穿各问责过程之中,精准获取问责信息、精准开展问责调查和精准作出问责决定前后相继,共同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精准问责机制的运行机理。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企业纪检监察工作

适应新形势、新常态,企业纪检监察要着力做好几方面工作,落实"两个责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责任追究;突出纪委主业,执纪监督问责,深化"三转"工作;加强作风建设,加大执纪监督问责力度,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创新监督手段,提升监察成效,强化效能监察降本增效的保障力;丰富廉政教育、完善约束机制,全面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强化素质培养,提高履职能力,切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目标关系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建设"三型"政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战略目标。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党的建设目标而作出的战略部署。搞清两者关系,无论是对于实现党的建设战略目标,还是对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都具有重要意义。建设"三型"政党的建设目标,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建设当代卓越政党的目标与标准;选择了建设"三型"政党的模式与机制;找到了党的建设的战略支点与杠杆。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实现党的建设目标。要以党的建设目标导向、先进理念与模式和机制的创新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目标关系探析

建设"三型"政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战略目标。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党的建设目标而作出的战略部署。搞清两者关系,无论是对于实现党的建设战略目标,还是对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都具有重要意义。建设"三型"政党的建设目标,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建设当代卓越政党的目标与标准;选择了建设"三型"政党的模式与机制;找到了党的建设的战略支点与杠杆。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实现党的建设目标。要以党的建设目标导向、先进理念与模式和机制的创新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网络草根问责行为的异化、根源及矫正对策

基于网络平台的草根问责是传统问责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嬗变,网络自由、平等、开放的特质以及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使得网络问责的主客体、内容、途径、程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现状看,个人自由的滥用是引发网络偏激问责、迫害性问责及网络"多数人暴政"等问责行为异化的主要根源,呈现出非理性、无序化及失控化等心理表征及行为趋势。要从根本上有效地规范和矫正网上问责行为的异化,一方面,必须强化公民教育,持续提升公民的网络素养和理性问责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必须积极营造自由、宽松的政治参与文化环境,完善"线上回应,线下行动"的有效对接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平台"建设,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因应,扎实推进公民网络问责的良性发展。     

问责型治理及其生长空间

问责型治理生成的根源包括三个方面:治理的内在属性、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世界的发展经验。根据参与治理的主体,问责型治理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问责型治理,社会力量主导—政府参与的问责型治理,政府—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问责型治理。问责型治理的生长空间由问责型治理生长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对比决定。当前,中国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包括党纪党规制裁更严、体制机制配套渐好,民众维权意识日增;问责型治理的阻力包括对权力的制约仍然乏力,对责任的担当仍然不够,对治理的践行仍然模糊。为了推进问责型治理的成长,应该从进一步培养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和遏制问责型治理的阻力来着手,具体来说,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培育问责的文化氛围、加大问责的执行力度、完善问责的配套机制。     

控制型问责可否有效遏制避责行为？——基于官员行为与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分析

建立和完善问责机制是确保公职人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严厉的问责会导致“问责悖论”,即问责愈严,避责倾向愈趋严重,但问责和避责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通过内容分析法将避责分为三类,即回避责任、推诿责任和异化责任,并对三类避责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然后基于869名公职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对问责和避责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监督和惩罚为特征的“控制型问责”对这三类避责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控制型问责虽然可以遏制回避责任这类直接忽视和敷衍责任的行为,但助长了异化责任这类更加隐蔽的避责行为。因此,要解决避责问题,不能一味关注问责力度,关键在于针对避责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设计合理的问责机制,明确职责要求,有效激发官员责任意识。     

我国公共部门社会问责制研究——公民参与理念在行政问责领域的引入

实现良政治理,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问责作为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社会问责具有建构前瞻性公共行政、提高社会自我治理水平、推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功能。但由于当前我国社会问责机制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社会问责的发展,抑制了社会问责的功效。要促进我国社会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民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民问责的技巧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