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风险投资道德风险及其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各国青睐的目标。特别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风险投资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取得了高额回报,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加快产业化步伐,成为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要求,发展风险投资,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在提升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介绍了风险投资和道德风险的基本概念,分析了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及表现形式,提出了解决我国风险投资道德问题的一些相关措施。     

宪政精神下的国家控制与社会治理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宪法之治和实行宪政,当然其前提是要求宪法本身应该为良法。宪政精神主导下的宪法与宪政、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法律、权力与权利相互关系的定位以及人治与法治的比较观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不但宏大,而且对具体实践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财政改革、财政治理与国家治理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财政改革是重点之一"。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性、整体性的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和军队等各个方面,而其中的改革重点是三个: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司法改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网络参与道德风险与治理策略

网络参与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行使民主权利的新渠道,是政府展现执政形象的新舞台。但作为虚拟技术支撑下的参与方式,网络参与同时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潜存着道德自觉弱化、理性表达缺失、道德底线崩塌的可能。网络参与中的道德失范,对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的秩序、公众的合法权益、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形成了威胁,增大了执政风险。作为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政府理应加强对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反思,基于建构理性的网络参与法制、机制和文化等思索,探寻实现网络参与"道德化"的有效路径。     

风险社会、治理有效性与整体治理观

制度既是对风险的系统性回应,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制度面临着普遍性治理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治理问题的凸显,在知识界和实践界中出现了从关注制度现代性到重视治理有效性的转向,治理结果有效性优先于制度形式的合法性。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应该树立整体治理观,并重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改革。     

国家治理中的信访治理:演变、矛盾与发展

信访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并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中演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信访治理主要扮演动员民众参与运动式治理以及通过权益救济疗治其创伤的矛盾性角色,无法始终将监督和优化国家治理落实为核心功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部分公共治理行为产生诸多利益矛盾,并成为信访的重要诱因,而科层体系由于角色、目标和监督问责的局限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导致信访治理超载并陷入维护群众信访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中。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政治性治理、法律治理和行政性治理不断完善和加强,加之信访治理自身改革创新,从而在源头控制公共权力以减少权益救济型信访的发生,在末端使权益救济方式多元化和信访治理能力提升,这些为信访治理发展及其矛盾解决提供了基础与保障。     

浅析信息质量问题与控制

信息质量问题引起人们对信息的“信用危机”。信息质量的存在诸多问题及其危害 ,信息质量控制应从立法入手 ,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并以提高民族素质、培育质量文化为根本。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策范式转型

实践层面的政策范式,常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和能够识别的政策模式或政策风格,包括政策问题、政策主体、政策价值和政策工具等构成要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涉及到具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改变,亦是对我国元政策的一次重塑,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将带来一次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自由、秩序与更好的国家治理

民主制只是政府治理的一种手段,尚不足以构成保护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充分条件。现代国家治理不仅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民主制,还要通过法治、权力制约、公民教育的复合制度安排,约束公共权力,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目标、主体与方式: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析论

中国当前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既不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西方理论的机械搬用,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综合创新的结果。以此为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大量国家治理实践和思想。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的特色体现在:以秩序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以君为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主体,以因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这些虽然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可以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国家治理、合作网络与公民参与

治理理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代议制民主的异化与政府公共责任的蜕化,其实现有赖于公民参与。公民参与不仅能够证成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实现特定利益的调和,也是建构治理合作网络、强化国家治理效果的必要条件。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必须以公民美德为条件,以法治和有序为限度,以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全方位参与为途径。     

法治、国家与治理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还是作为宪法的规范内容,法治国家都已经获得明确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地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界定,其一是在多元社会中法律权威与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其他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一方面须梳理澄清法治之基本要素,避免法治观念之混乱模糊,以形成更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为避免法治流于空洞,则须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法治治理能力的落实。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指导、基本理解与困境应对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学说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治理的本原内涵出发,国家治理指国家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其强调的是"国家"与"治理"的双重意涵。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是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又要充分发挥治理优势的治理形态。判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法治、民主、协商、高效是判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着共识缺失、既得利益集团危害、精英共谋的困境。以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学说为指导,从基本理解出发,要应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必须构建成熟的多元主体。     

论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能力并非通常所说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完成和实现国家治理之目标任务的能力。国家治理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其目标任务具有规范性,即通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得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相互满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终实现幸福的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体系,这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定义来判断的,可以说一切按制度渠道被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治理的人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根据这样的界定,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是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表现,包括动议、决策和执行三种能力,其判断标准是动议是否全面及时、决策是否正确明智、执行是否有力高效。由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从事国家治理,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源于国家治理体系。但国家治理体系并非无数个人的散乱集合,而是遵循集体行动的一般组织法则而构建起来的一套组织体系,所以更准确地说,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构建,即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状况。这就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它应当胜过强调治国人才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也优于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公司治理与构建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阶段深化企业改革的核心。而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强化公司治理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委托代理理论是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共同基础。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要实现公司目标,应从公司治理结构入手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国有企业经理层道德风险探析

道德风险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风险现象,是国有企业改革和经营面临的一大难题。本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国有企业经理层道德风险的基本表现,分析了其产生的内外部原因,探讨了防范和化解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基本对策。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客观趋势、逻辑进路与机制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群团组织实现现代转型,由凸显行政性的政治功能转向兼顾政治功能与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功能。参与社会治理是群团组织重塑功能的根本路径,它因应了社会治理对群团组织的时代要求,是破解当前社会组织发展困境、促成协同治理结构优化的实践需求。群团组织的功能重塑也使之形成特殊的参与进路:以合作平台的创设与搭建优化社会治理的组织逻辑,以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再造增强社会治理的主体能力,以群体利益的代表与整合促进社会治理的利益共识。这种逻辑进路要求群团组织与政府、社会组织和所联系群众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确认,具体表现为群团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协同互促机制、与社会组织的协作互补机制以及与所联系群众的协调共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