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新共产主义”

2009年以来,以巴迪欧和齐泽克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激进左翼学者重新开启了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他们认为,重提共产主义来源于社会主义能指的去激进化和共产主义观念的"不变量"。共产主义就是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的观念;共产主义作为今天激进行动的理论前提,既要和20世纪共产主义试验中的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相区分,也要立足于21世纪的社会经济现实并与新的政治经验相结合。新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在非物质生产和认知性劳动之上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智识工人和"剩余"人口的新的革命主体理论;关于人民建制权和弹性政党的组织理论。     

从话语视角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是一场话语革命。从话语视角看,西方传统哲学历史是形而上学话语的发生史,马克思的哲学话语革命就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话语的根本性颠覆和改造。从话语逻辑看,马克思将西方传统哲学话语的思辨逻辑转变为现实逻辑;从核心范畴看,马克思将西方传统哲学话语中的知性范畴转变为生活范畴;从话语受众看,马克思将西方传统哲学的小众话语转变为大众话语;从话语功能看,马克思将西方传统哲学解释世界的话语转变为改造世界的话语。     

正当性抑或有效性? ——对法治话语本土化问题的反思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本质是法治话语中国化和本土化。从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看,根本不存在非本土化的话语,本土化是一种必然。因此,法治话语中国化研究的重心,从理论上看并不是本土化的正当性问题——因为这是不证自明的,而是本土化的条件和限定。依据哲学诠释学的话语理论进行推演,可以得出法治话语的本土化需要以公共有效性作为依据的结论。照此理解,法治话语的本土化并不意味着狭隘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是意味着一种经过普遍性测试的本土化。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元性的,还是多元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料的选取,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杰出哲学家的评价,也决定了我们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式。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发生的种种争论都是由人们对这个     

西方环境话语的建构及启迪

环境话语是试图明确环境价值承诺、定位环境制度、引导环境利用和改造活动、形塑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话语实践。西方环保主义基于话语框架理论特别是话语即权力与权利的理念,把环境问题裁定为危机、困境、灾难,进行归因分析,然后从伦理修辞、政党规训、仪式话语和全球动员多个维度,探讨环境问题的消解,建构了包含环境问题性状话语、归因话语和路径话语于一体的环境话语体系,是我国环境话语建构的有益养料。     

“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试析巴迪欧的左翼激进哲学

巴迪欧作为当代独树一帜的左翼哲学家,其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在于:如何在后现代氛围下重新召唤出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而不诉诸各种本质主义的幽灵。为此,他提出"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的概念,试图在反对作为"大写的一"的真理观的同时,重新举起普遍真理的大旗,并在反思20世纪革命政治的基础上重启共产主义观念的"第三个世纪"。     

面向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论

本文在简要介绍了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论在"意识及其本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哲学的基本问题"等方面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认为勇于正视和回答当代西方心灵哲学所提出的各种理论挑战,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的时代动力和契机。     

澄清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对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误解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一方面将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视为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另一方面他们主张重新回到共产主义。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误解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片面理解。我们不能以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来宣告世界社会主义的终结。同时,马克思共产主义集思想、运动和社会形态三重意蕴于一体,其中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是核心。但这种运动必须要有思想、理论的指导才能在现实中得以展开,且这种运动的展开必须以社会形态的样貌在现实中加以呈现。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能代表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与共产主义的可欲性。     

西方话语: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问题中的隐影

(一)一个人,被别人用武力逐出了故乡,离开了心爱的家园,流浪在异国他乡;多少年了,想回家乡,已不可能;却也没有找到新的故乡,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每逢佳节,枉然失落地看着别人享受着家的温馨,咀嚼着佳肴,大快朵颐,自己却只能流浪,悲何如之,伤何如之,痛何如之!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四维审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必然要求。话语体系是由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受众等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其构建应坚持系统观念,从多方面整体推进。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这一重要话语主体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者关系,不断丰富话语内容。要统筹利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重视话语载体的打造。要强化受众意识,通过话语转换使哲学社会科学更接地气、更贴近受众思维习惯。与此同时,应注意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耦合,使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受众在相互作用中产生整体效应,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影响力。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

一直以来,城乡差别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或者是现代化不够的表现。搞现代化,就是要像发展城市那样发展农村,消除城乡差别。这种认识实际上潜伏着一个严重误区,那就是所有城乡差别都是消极的、落伍的     

哲学是什么——探索真善美

哲学究竟是什么,这是哲学的最引人入胜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也是古往今来哲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其实,哲学是在生活中探索真善美。在实践中探求真善美,在真善美的探求中,渐渐形成哲学的思维,最终达到真善美统一,解己之惑或悬壶济世的崇高精神境界。     

哲学不是什么?——一种哲学观

没有超越特定时代的"一般哲学"的存在,也没有普适古今的一般"哲学原理"。因此"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人们可以说的只有"哲学不是什么"。哲学不是科学、不是知识,哲学演变不是进化论的,哲学的评价尺度不是自足的。强调哲学的"有用性"就是要求哲学恢复它对人类行动的积极意义而不再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高级的"精神修养。哲学的有用性的评价最终根源于特定时代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行动的精神需要。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精神代表,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超越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而失去了同时代的联系,而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抽象的哲学理解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生存主题。     

哲学定义的失误——也谈“什么是哲学”与“哲学是什么”

把哲学定义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很片面。这仅仅在“什么是哲学”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不能作为“哲学是什么”的答案。哲学不只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认识论、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实践观、科学观、宗教观、伦理观、道德观等等。而所有这些观、这些论,都是思维的概括,所以,恩格斯把哲学定义为“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是正确的,这与philosophy的词义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含义也都相符合。局限于世界观来解释哲学会有很多漏洞。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哲学教科书的哲学定义应当扭转。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过程探析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呈现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形态,是意识形态体系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相碰撞、相结合的过程,即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主体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更新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主体与外部环境发生激烈碰撞时为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而作出调整的过程。对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过程的探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体系结构特征,有助于我们掌握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规律,丰富中国的意识形态研究理论体系。     

试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

哲学是引导各门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从哲学主要倾向上看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演变发展。分析这一过程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的话语机制分析：义界、特征与相关性

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为了揭示出特定主体干预人们理解世界方式的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范型——话语机制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理论与政治哲学交融后的新领域,话语机制分析继承了“不确定思维”的理解方向,同时形成了肯定性的解释判断与批判性的证伪相结合的分析向度,其植根于社会生活实践而非语言规则游戏,特别关注话语运作程序。由此,话语机制分析具有了整体性、交互性、目的性、反思性等特征,使之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福柯的话语控制理论、批判话语分析和深度解释学相区别,成为揭示话语意义研究中常用的分析范型。     

构建中国历史哲学话语体系的尝试——评《原始历史意识》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李杰教授所著的《原始历史意识》利用云南13个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创世神话,从原始历史意识的内涵、认知方式、形成机制与表现、内容构成、认知价值等方面,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始历史哲学。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建构了原始历史意识理论体系,有益于历史意识研究的深入;二是从原始文明的角度关注了认同问题,有助于认同理论研究领域的扩展,从而为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