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地区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中的发展——以嵌入性理论为视角

本文在嵌入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南京市N机构为个案,研究非政府组织在社区中的发展历程,非政府组织嵌入的过程不仅包括机构与社区各主体之间的长期互动,使得机构的使命和目标能够融入社区系统,也包括工作人员在认知和关系网络方面的冲突矛盾与策略调整。本文指出,非政府组织在嵌入社区过程中存在多方面的挑战,嵌入的过程本身就是社区关系网络重构的过程,嵌入性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定张力。     

企业组织人力资本形成路径——基于个体异质性的视角

文章从个体异质性的视角分析了企业组织人力资本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企业组织人力资本的形成路径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代表企业异质性的生产复杂程度和包括企业行为规范、记忆能力以及情感状态在内的内部经营环境。在组织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是由企业复杂程度所决定的个体人力资本的特性,简单的生产过程需要的是同质的人力资本,其可替代性和流动性较强,个体之间不需要深度的交流和协作,因此企业的行为规范对于其组织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相反,复杂的生产过程需要的是异质的人力资本,其可替代性和同质性较差,员工之间需要深度的交流与协作,因此企业的记忆能力和情感状态对于组织人力资本的形成较为重要。     

“非正式权威”塑造: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三重路径——对山东省Q市F组织开展社区服务的个案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构建信任机制是决定社会组织能否顺利嵌入社区的重要因素。根据社会组织获取社区信任和合法性地位的实践路径,在嵌入式治理理论基础上提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的资源、情感、能力三重路径分析框架。以地处山东沿海的Q市某专业社会服务机构F组织为例,对其参与某社区服务中的主体间互动情况和深层运行逻辑开展探究,发现通过这种三重路径可形成街居复合体与社会组织的双轨治理模式。社会组织通过资源嵌入对接社区资源、通过情感嵌入构建伙伴关系、通过能力嵌入树立威望,并在与最基层治理主体街居复合体的互动中形塑“非正式权威”,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一轨。     

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X市社会组织的扎根理论分析

在我国社会不断变迁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不断兴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学中“嵌入”理论的传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目标嵌入作为政府“看不见的手”成为当今研究的议题之一。为研究社会组织在政府目标嵌入下理性选择与感性认知因素的影响,通过对X市三家社会组织的16名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求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感性认知的正向调节因素及负向限制因素、理性选择中的正向驱动因素及负向阻碍因素,试图构建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解释框架,为地方政社关系发展及社会组织成长提供借鉴。     

和谐社会的组织运作:一种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以广东南海专业镇为例

本文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分析南海专业镇行业协会,指出行业协会的组织运作存在三种路径类型,在相同的既定制度框架内,随着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类型及其程度不同,协会组织运作的具体方式、组织架构会有明显的差异。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以服务促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内在逻辑析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改革成果全民共享,最终达成发展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发展型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的结合能够实现价值理念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文章在分析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社会服务理论背景和缘由的基础上,推演阐述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内生逻辑和外生逻辑,探索提出了社会服务完善的路径,即以服务实现社会福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自主与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逻辑与模式

伴随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各地探索出不同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借鉴嵌入自主性理论,从社会组织而非国家的"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属性着眼,构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的参与模式分为基层自治型、协同共治型、行政主导型等三种有效治理模式,并运用相应的实践案例对其解释力进行分析.由此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何以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共生,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不同参与模式可能发生的类型变迁及相关治理建议.     

转型期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价值、重点与架构

社会领域是执政党获得资源与合法性的场所。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在提供民众利益表达渠道、推动执政党整合器功能的实现、发挥政治社会化作用、培养与输送社会精英、服务与引领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转型期,社会领域所发生的的变化需要确定党建领域的重点,即"单位体制"的侵蚀与党在新经济组织的嵌入,社会自主性的萌生与党在新社会组织的嵌入,利益的多元与网络党建格局的形成。为了有效推进执政党在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需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工作构架。     

基层通过购买党建服务实现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的实证分析——基于济南市J街道的个案观察

购买公共服务是我国深化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工具。基层要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积极探索通过购买党建服务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和创新路径,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党建服务水平。基于济南市J街道购买党建服务的个案,运用嵌入性视角对其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的状况进行整体性理论透视后发现,基层通过购买党建服务,以政治、结构、关系、认知、文化五种嵌入方式,将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当中;虽然表面上似乎形成了完整的嵌入闭环,扩大了社会组织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但实际上还面临制度赋能效应不足等困境,导致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留有“缝隙”,在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中更多的是起到仪式化的象征作用。为此,迫切需要从过程导向的嵌入转向结果导向的嵌合,通过完善购买党建服务制度体系等方式对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的路径进行优化。     

安德罗波夫继任之后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于去年十一月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人们关注着苏联的内政和外交会发生什么变化。安德罗波夫一再申明,苏联的内外政策将保持“连续性”。国际舆论认为,这意味着苏联政策近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这并不排除它在有些方面会逐步有所调整。从国内方面看,安     

反向嵌入与资源扩展：社会组织党建的机制分析

已有研究通过“国家—社会”的分析路径探讨了社会组织党建的机制,但这些研究囿于政党视角的窠臼,局限于以“政党嵌入论”和“资源依赖论”解释社会组织的党建行为,而忽略了社会组织的主动回应和社会组织党建之后的资源变化。文章尝试以“反向嵌入与资源扩展”作为理论框架,分析社会组织对党建的回应机制和回应策略,进一步发展资源依赖论和政党嵌入论。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回应党建要求,反向嵌入党组织,积极识别和有效利用党建的空间,为自身发展创造优势,同时社会组织积极地进行资源扩展,通过党建获取引导性资源、参与相对排名竞争,开拓发展资源。     

走出人才管理误区迎接国际市场挑战

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的源泉。随着我国加入WTO ,企业更应重视人才管理。当前 ,我国企业人才管理中存在三大误区 :陈腐的人际关系增加了组织的内耗 ;官本位倾向和论资排辈思想影响了人才的成长 ;看重文凭与外聘人才 ,忽视能力与内部人才。企业只有重视企业员工管理文化 ,加快干部制度及用工制度改革 ,从多方面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才能尽快走出传统人才管理的误区 ,迎接国际市场的挑战。     

现代性构建中的乡村技术治理演化逻辑

技术的深度嵌入是传统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区别之一，技术化也是现代性构建的重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乡村治理需求、治理组织能力、可用治理资源充裕度的变化，技术日渐深入地影响着治理格局并逐渐嵌入其中。目前，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技术运用在民主活动和内生性公共事务管理中仍显不足，但是在社会流动性增加和有效治理需求增加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组织对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正在提升，技术治理将超越政策执行过程，成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要件。     

大学生社会网络、知识水平与地位获得——基于西部高校学生调查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主建构的社会网络来加强自身的隐性和显性知识等人力资本储备,进而影响到他们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实证发现,个体与级别高、资历深、有威望的人员交往对于知识获得,尤其是对隐性知识获得意义深远。通过建立多层次线性模型进一步证实,大学生可以通过社会网络的知识获得机制,促进职业地位获得。文章初步认为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是除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外,另一条人力资本投资途径。     

模块化网络组织中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分析

竞争与合作关系是模块化网络组织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块化网络组织中成员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是一种博弈关系,可以分为模块供应商与模块集成商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和模块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两大类。模块化网络组织中竞合战略的实施能够实现组织利润最大化,在获取网络租金的同时,保持网络竞争活力,增强网络组织竞争优势。模块化网络组织中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有利于网络资本和嵌入关系的形成,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形成网络信任机制,从而保持网络稳定性。     

社会网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分析——以陕西高校大学生为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相关知识和思想被大众共享与传播的过程。人与人的交往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是人们之间知识、信息、情感乃至思想传递的途径。大学生的社会网络构成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路径和机制。基于大学生社会交往的特点,大学生有两种基本类型的交往网络,即"内聚性网络"和"桥接性网络"。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基于交往形成的两种社会网络对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显著影响,其中"内聚性网络"比"桥接性网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影响更为强烈。应针对不同社会网络类型制定推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对策。     

人力资源变量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三种不同人力资源变量:领导者的人力资本,雇员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对企业发展影响有三种模型。通过研究领导者人力资本、雇员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从而认为,人力资源是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就业制度改革过程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地位获得研究

大学毕业生就业是一个地位获得的过程,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双重嵌入"的概念意味着制度文化作用于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再作用于大学毕业生就业行为的动态变迁过程。对不同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数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就业制度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作用加大;而社会资本在大学毕业生就业中的作用,在高校扩招的前与后,变化趋势不明显。要有效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必须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积累和动员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