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主义法治理念

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建构具有承接传统、奉信自由、着眼世界市场和产权利益的总体背景特征。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历经早期自由竞争法治、中期社会福利法治和晚期全球连带法治的演化进程,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治国理念,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治国理念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政法治国理念三种模式。无论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处于何种阶段,遵循何种模式,它都难以摆脱历史匡定的局限,其自身的固有顽症与合法性危机充分表明,它只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初级形态。     

党的领导与中国法治特色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本质的特征。正因为有了党的领导,中国法治才独具特色,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理论,即法治建设的领导论、法治渊源的二元论、法治路径的统筹论、法治推进的重点论。     

中国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的融合——和谐社会建设的法治路径

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法律传统遭受了冷遇,人们热切关注的现代法治精神在本土的成长举步维艰.面对法治所处的困境,我们有必要转换思路,放弃对中国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进行单纯的"统一"抑或"同一"的整合,回避二者无益的价值争锋,强调它们在差异下的共存与融合.在尊重中华民族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法治精神的精华,使中国当代法治建设既有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法治精神的指导,又有根基深厚的中国法律传统的伦理支撑,引导法治国家,走向伦理社会.     

论法律伦理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

现代法治精神的构建是以一定的国家传统法律精神为基础的。中国的传统法律精神是一种法律伦理精神,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法律伦理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是中国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必须实现从法律伦理精神向现代法治精神的转型。     

关于中国传统法治本土资源现代价值的若干思考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沉淀下来不少蕴含着现代价值的法治本土资源,如传统法律理想中基于群体和谐的法律思维、传统法治资源中的非制度性因素———习惯和惯例、以及在法律过程中追求合意和根据事实进行试错选择的制度资源等等,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法治本土资源,将是当前构建现代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公民法治教育中的观念冲突探析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不可能避免矛盾和冲突,对公民进行法治教育是我国现代化法治建设的重要过程,同样会存在矛盾和冲突。其中,影响公民法治教育的观念冲突主要有:传统道德观、传统法律观与公民法治观念的冲突。为此,必须加强对公民进行法治观念的培养。     

传统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反思与重构

传统社会主义法治观是一种以国家优先于法律为核心理念的工具主义法治观。由它衍生出的国家本位良法观、国赋权利观、天赋权力观和国家至上观,共同构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国家法治进步的观念障碍。重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基本思路,以法律优先于国家取代国家优先法律作为社会主义法治观的核心理念,把以人为本作为法治的最高目的价值,消解传统法治价值观的工具主义色彩。     

新加坡法治为什么能成功

正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如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大特征是它的法治,这一点新加坡自身深以为傲,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对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华人社会而言,新加坡能建成一个法治社会确实令人兴奋。新加坡法治建设成功的例子至少表明,"华人社会无法治"并不是一种宿命,只要某些条件具备(如领导者的政治意愿和民众的参与),华人社会也可以依法而治。我们当然必须认识到,新加坡法治的成功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分析

我国的法治建设是以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为背景的。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但也包含有一些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对这些积极的成分我们要加以改造和利用,使其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特征及其启示

商鞅变法出现于战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具有明显的"战时法治"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战思想;重刑主义;文化专制。通过对法治标准的要素化与法治类型的多样化分析,可以明确从商鞅变法之后到秦朝灭亡之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战时法治时期,对秦亡之训也应有一个新的认识:其罪不在法治,罪在当政者不仅没有及时将"战时法治"转变为"平时法治",反将其推向了极致。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法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