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区治理问题的滨州市实践

社区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当前从全国来看,基层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社区治理空间逐步拓展;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社区治理制度逐步巩固;社区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社会参与逐步扩大。山东省滨州市因地制宜,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现代型、服务型、联动型、平安型的“四型”社区治理模式。滨州市社区治理还存在社区工作保障不健全、社区职能定位不准、社区工作合力不足、社区党建薄弱等问题,要瞄准社区党建网格化、社区建设规范化、社区服务社会化、社区文化亲情化、城市社区精细化、农村社区特色化,最终推进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     

努力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也是创新社会治理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发展不均衡、治理水平差异大、治理主体权责不对等及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组团式发展能够形成社区善治合力,构筑社区“共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增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能有效营造社区“共治”环境;构建协同治理平台能破除社区治理碎片化,“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社区管理研究综述

社区管理是我国新时期探索实现基层公共管理和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对我国目前理论界关于社区管理的研究概貌作一次“立体扫描” ,可以更好地理顺政府、市场、社区“三大板块”之间的关系。     

“超网格化”治理——紧急状态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分析

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之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由社区网格化治理转变为“超网格化”治理。“超网格化”治理形态中三驾马车联动,网格员相互协作,构成“内网”,发挥了服务功能。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参与疫情防控,干部下沉社区,构成“外网”,发挥了管控功能。该社区治理形态能够促进主体间的协作,精准有效地定位居民需求,及时解决居民困难,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这得益于党的强大组织化动员能力与新技术。但紧急状态下也出现社区参与主体之间合作不协调、居民参与不足以及行政化倾向等问题。     

社区矫芷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社区矫正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围绕“中国社区矫正特色与改革创新”、“社区矫正的性质任务、机构设置和队伍建设”、“社区矫正中的其他重要问题探讨”三个方面，进行了观点争鸣、思辨分析和定性定量的实证研究。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代表从国家法治建设的高度介绍了社区矫正立法涉及的主要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与思考——以临沂市大官苑社区为例

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城乡社区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点。临沂市大官苑社区顺应城镇化的形势和群众的期待，健全治理框架使社区由“貌合”变“神合”，完善治理机制使社区工作由“过渡”化为“常态”，充分发挥党员作用使党员由“躲事”转为“干事”。大官苑社区的治理成效说明，要不断拓宽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围，丰富群众参加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形式，把促进和谐稳定作为社区治理工作的中心任务，通过有效融合形成社区治理工作的强大合力，努力保障改善群众生活推进社区的长远稳步发展，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建立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社区文化建设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对于“共享社区”的构建、社会文化的创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认同感不高、对社区归属感不强、公共事务参与度不够等现实困境。需要从深化社区文化内涵、塑造独特文化符号和构建多重文化空间入手,以提高社区居民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为中介,使之成为积极有效的“治理主体”,从而助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重庆市南坪社区“去行政化”案例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管理体制也由传统的单位管理模式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社区建设成为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点。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和政府工作重心的下移，社区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小社区、大政府”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管理需求，亟需一场“去行政化，归还社区自治功能”的治理变革。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重庆市南坪社区治理案例进行初步研究。重庆市南坪通过去行政化，重新定位居委会、街道办与社区公共事务中心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会站分离”、“会街分离”“街站隶属”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从而归还社区自治功能。这对推进重庆市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处于探索阶段的南坪去行政化实践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问题和不足，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J占、建议。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

目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党和政府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应对不断出现的风险与挑战,因而呈现出“一体双面”的实践表征。但是过度“行政化”、“悬浮化”和“内卷化”倾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二者治理效能发挥。为此,需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突破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建立社区合作治理网络,最终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践考察

近年来,社区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新生力量。社区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自治深不了、财政兜不了、市场管不了”的部分社区发展治理难点提供了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社会企业已经在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扩大社会参与、丰富社区服务、密切社区联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最优路径选择、抵御市场风险、规则秩序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等方面发力,引导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嵌入社区发展治理当中,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

近十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区治理经验.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我国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在认真总结我国社区治理基本经验,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文从构建区域性社区党建新格局、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区公共服务机制、重塑社区组织结构、构建大社区整体性治理体制、大力发展社区“两新”组织、打造社区公共文化等方面提出了破解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对策性路径.     

业主委员会：社区治理的结构性要素

业主委员会的产生与传统体制内的组织变化有很大不同。业主委员会是以财产关系为纽带的“财合”组织,而非基于地缘和情感的“人合”组织,它的产生对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对业主大会内部的治理结构都提出了新要求,对社区内部的组织关系和社区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以行政权力下沉为方向的社区管理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下一步社区管理创新的切入口。     

新时代“枫桥经验”下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预防治理研究

“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基层综合治理经验,是成功的本土实践,对社区矫正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参考价值。我国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预防工作存在诸多治理困境,体现为矫正软文化建设不成熟、矫正综合治理协同不畅和监管治理权威不足。“枫桥经验”的精神内核与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预防治理的要求高度契合,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路径和治理手段等各个方面都有相通性。当前的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预防治理工作有必要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形成“枫桥式”治理路径,即重塑“人本”精神的德治模式、融入“综治”经验的自治模式、采用“多元”法律的法治模式和拓展“四前”预防的智治模式。     

“双报到”助力社区治理“加速度”

襄阳市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双报到”工作常态化融入社区治理,推动党员干部下沉社区联系服务群众,解决治理难题,实现社区治理“加速度”。统领规划压责任。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起草市委深化社区治理改革“1+8”工作方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领衔“双报到”工作常态化改革课题,牵头组建工作专班,及时研究出台《关于推进“双报到”工作常态化的实施方案》,为推动襄阳市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指明方向。全员培训解读,市级层面举办2期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组织城区206名社区书记,围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等内容开展培训;举办全市“双报到”工作专题培训班,对470余名“双报到”党组织书记开展系统培训。层层压实责任,对全市“双报到”改革23项重点任务逐一明确牵头单位和时间节点,加强调度管理和通报督办。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评述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至今，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理论引进与中国化时期和在城市化进程背景下进行的理论创新。虽然对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向实际，但仍显不足，特别是对当今城市化浪潮中不断产生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关注不够，理论上有着巨大的真空，因此对由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特别是其中聚集大量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流动人口构成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更要关注。而这将是我国社区治理问题研究的新起点和创新点。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乡村社区治理研究：分析范式、分析方法及研究视角的述评

乡村社区治理是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当前,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主流分析范式具有“二元性”,研究方法及分析单位“类型化”、研究视角具有“多元性”特征。总体上来看,既有的社区治理研究已经开始落后于乡村社区发展,需要进行创新与探索。在研究范式上,应将市场力量纳入乡村社区治理的研究范畴,尝试构建“国家一市场一社会”的分析范式;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单位上,应该尝试将心理学、行为学、经济学、管理学及数学方法引入到乡村社区研究中,实现多学科的交叉性,通过大样本与小个案的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不同层级研究单位的结合,力争研究的科学性,提升研究理论的厚度;在研究视角上,应更加注重本土性研究,力争从本土现实、历史发展及中国特有的乡村特征为基础,在现代社会转型中探寻提炼本土理论。不被既有的研究思维所限制,保持研究的多样性、灵活性与丰富性。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进步与创新。     

过渡型社区缘何难以过渡:社区公共性想象的迷失与重建——一项来自浙北梧桐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横亘于城乡社会之间的过渡型社区难以过渡到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既有实践与研究试图基于成熟社区治理框架重建社区与再造居民,却总是遭遇居民的消极抵抗,这需要深入理解居民的主体维度。过渡型社区中的居民社会想象并未局限在社区时空,而是依据长时段、跨地域的脉络认识自身环境和生命机遇变迁,其中奉献与补偿的国家伦理想象、陌生又自由的社区生活想象、享受又疏离的社区场景想象影响了各种社区治理结构与要素的落地。过渡型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应放弃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思路,由“己”出发探索社区公共性想象,在试验主义思路下完成社区治理体系建构与居民社会想象嬗变的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