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秩序中的第三种力量

近几十年来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活动中迅速崛起 ,使现代国际法律制度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非政府组织作为有别于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第三种力量” ,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制度的民主化 ,但在其“三角关系”中也孕育着某些危险的因素。为此 ,应当考虑以联合国为基本组织框架建立一种适当的机制 ,以便进行规范和协调。     

论土地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正> 一项法律理论体系的建立,常常开始于使这一理论成立的基本法律术语,因此,确定土地法律制度的基本法律术语,是建立和完善土地法律制度体系的关键。就人类土地法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而言,土地法不外乎受到两种力量的制约,即市场力量和政府的力量。前者表现为市场运行及其规则,在法律上通过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来实现;后者表现为政府的控制或干预,在法律上通过土地管理权的行使来实现。可见,能够作为我国土地法律制度理论基石的法律术语,只能是代表政府力量的土地管理权和代表市场力量的土地所有权。     

论诉讼调解与公证的介入协助——以诉讼调解制度改革为视角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一度淡化的调解被重新焕发了制度活力。在调解制度中开始建立引入社会力量的新机制．即设置协助调解和委托调解两种新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和完善引入社会力量进行调解的工作机制。”正是在这种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法院之外的各种调解协助力量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运用。公正作为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的有效法律方式，应积极介入到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发展当中．逐渐成长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解协助力量。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Commons

公众共用物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可以非排他性使用的共用物,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公众共用物是公众自由活动、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交往的地域、空间和舞台,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食粮,是激发和促进人的思想、理想、情操、美感和艺术的渊源,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生态人社会人、人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基本资源.目前我国公众共用物因受到来自各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污染、破坏、损害、侵犯而面临着退化、萎缩的危机,急需加强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自由和力量.作为公众中一员的每一个人都有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对公众共用物的保护和法律调整,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三只手；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采用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中央集权、自由竞争、公有制和私有化手段,而应该根据现实需要适度地进行集权、分权、自治和实行公有、私有、共用措施.我国的法律应该充分发挥公众、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逐步建立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综合调整机制、善治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和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的“双重陷阱”,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调整机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健康和可持续存在,保持和维护私用财产、公务财产和共用物的合理比例、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如下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改善和治理现有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防止不当减少现有公众共用物数量和规模,保障基本公众共用物供给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增加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管理体制以及规划、统计、信息公开等管理制度.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将确保公众共用物与私人财产、政府财产的比例适当和协调发展,满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需要.     

履职“四大检察” 助推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展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更需要法治的力量。人民检察院专司法律检察职能,通过“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体系,加强依法治理,把我国人民检察院法律检察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效能...     

法、制度与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政府通过社会大动员积极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能动社会变迁 ,其中决策、人才和资金是三大关键性因素。这场社会变迁的最终完成和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等制度的力量 ,综合运用和发挥制度的各项功能。     

论应对“危机型”突发事件的代替性策略——“必需之法则”

“危机型”突发事件的本质及法律本身功能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无法解决非常状态下“法律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必需之法则”可以作为应对“危机型”突发事件的代替性策略。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必需之法则”是由社会危机的极端性、自由裁量性、不受法律约束性、事后公开说理性等六个要素构成。它的理论价值在于能够增强人们对宪法长远的信仰和对法治的忠诚,能够防止集权主义有效地解决“危机型”突发事件,能够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解决危机。“必需之法则”可以与法律主义相互补充,作为我国政府应对极端危机事件的方法,也可以有效提升公民在社会危机发生过程中的公德,克服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冷漠、怠责与怯懦。     

经济法词义解释与理论研究的重心

经济法一词本身有多种理解,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与经济相关的法。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长期致力于构建所谓经济法学科体系,探求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同的所谓经济法特有的范畴、方法和原则,以图证明经济法的独立性的研究路径是错误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是通过一定形式的法律规则来实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管制的程度往往会使经济法律规则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社会转型期存在许多经济法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急待经济法学者去研究和解决,我们应把研究重点放在具体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规则上来。就改革方向而言,经济法研究将是从“高管制度经济法”到“中管制度经济法”,最后到“低管制度经济法”演变的过程。     

重述法治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兼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如何可能

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西方古典法治理念的法律至上、正义、法律中立、平等、民主和中庸的原则。市民社会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西方法治社会存在的前提。中国的法治之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依法治国”的推行,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依规治国”的强势劲头。执政党以“法治国”作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国家成为建构“法治国”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以及突现道德的治国功能,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特色。在当今中国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能通过如西方社会那样的方式从市民社会的土壤中逐渐地生长出来,而更可能通过政府或半政府行为促成。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应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或理念——“职业认同”,其内容应当以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为基础。“职业认同”无法通过行政的方式构建,其自然生长的过程将是漫长的,且依附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     

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

<正> Ⅰ.在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主张,政府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即所谓同国际社会“接轨”。我在本文中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 这些观点并不错,而且在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但在理论上有一些重大弱点,并在实践上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法律是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要利用法律这种工具来规制社会。这样的理论似乎符合我国     

论“土地财政”的效应、成因及其法律解决之道

“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主要利用土地出让法律制度和土地税费法律制度来获取财政收入以充实本地政府财源的行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引发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对负效应的分析显然更为重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有其深刻的制度成因.解决“土地财政”的法律措施是完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限;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     

中国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经济法学分析

针对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失范现象，学界提出了“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两种矫治方案，但由于陷入过多的理论化、哲学化争论，缺少对其可实施的条件和制度改造的分析，难免流产。倘若换一条思路，基于“问题-解决”方案，从“市场-政府-社会”和“问题-原因-对策”框架切入，在尊重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种不同的分配原则前提下，将法律作为政策的工具来执行，通过构建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补充的分配法体系，规范当前不同领域的分配失调行为，将有可能改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     

WTO与中国行政法制度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必将对国内法律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涉及贸易、投资等经济法律制度领域，而且涉及规范政府权力的公法制度。本文认为：就本质上看，ＷＴＯ协议是一种契约，目的是约束各成员方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建立一种鼓励公平与自由竞争的多边贸易体制。因此，ＷＴＯ协议直接对政府行为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集中表现为ＷＴＯ协议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法律统一实施原则”、“行政公平原则”以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原则”等方面。我们需要根据上述原则的要求，对规范政府行为的宪法和行政法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ＷＴＯ背景下行政法制度的改革，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种机遇。     

我国社会组织的能力培育及其制度完善——以功能分析为视角

作为一种实现社会整合、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形态,我国社会组织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政府职能转变中,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在发展中接管和分担了政府转移的各种职能,补足了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功能欠缺,同时也形成了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的不同领域。将社会组织的能力培育置于政治参与和利益传递、进行行业联合和治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化解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公正等功能领域进行观察,有助于辨析和肯定社会组织作用有效发挥的制度经验,识别社会组织能力不足的制度约束,进而从法律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试论政府干预及其法律规制

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两种基本经济调节力量,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二者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和经济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市场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使政府干预有其合理性;政府干预并非完美无缺,也有其局限性。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干预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法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保护市场免受任意的政府行为的干涉,需要规制政府干预,有效匡正政府失灵。经济法作为“干预政府之法”理所当然应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制。     

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经济逻辑——以和谐社会构建为背景

和谐社会之构建和法律制度之变迁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取得”共谋”。在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冲突中,社会公众降低“特别牺牲”的制度需求,以及政府、法院和执政党降低道德成本的制度需求,共同推进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变迁。根据我国目前的宪政条件,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将遵循下列原则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以司法救济的增量改革为突破口;规模效益递增的渐进性改革,逐步培育出法治力量,并最终推进行政诉讼司法体制的存量改革。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将为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博弈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激励双方由对抗走向合作,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价应以“官”、“民”关系的和谐为标准。     

信息公开与法治政府--从"非典"到"禽流感"的启示

20 0 3年“非典”引发了社会普遍的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的关注 ,尽快建立健全在公民知情权基础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一年以后 ,“禽流感”又在亚洲蔓延 ,所不同的是 ,由于政府及时将有关疫情向社会公开 ,我国并未出现“非典”时的恐慌和混乱 ,民众对政府充满信心。可见 ,信息公开对于建设公正、透明和信赖保护的法治政府有着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 ,还存在一定的缺漏 ,急需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完善。     

现代行政许可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行政许可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制度,其本质是调整国家为矫正“市场失灵”—公共品和行为外部性 而委托行政机关对稀缺性权利进行的产权配置活动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国家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性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鉴于行政许可的特性,其实施机制中存在两个层次的“政府失败”。笔者运用博弈论、信息论、寻租理论对其作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矫正措施。基于以上分析,行政许可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平衡行政权力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防治“市场失灵”和控制“政府失败”的关系。笔者建议用控权—平衡论来指导现代行政许可制度的构建。     

用立法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十点建议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的要求,是今后财政改革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解决的重大实践任务与理论课题。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也就是用法律来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格局,用法律来规范上下级政府财政资金的纵向转移和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用法律来建立完善科学合理、公平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运行全过程,为繁荣城乡经济、协调区域发展、推进“三个文明”等创造公共服…     

政府主导模式与证券公开规制的失效

中国证券公开规制的体制基础,即“政府主导模式”创造了激发“造假”(即虚假信息披露)行为的制度条件,公开规制法律的失效难以避免。中国当前体制弊端的实质是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定位,与公开规制的制度理念发生直接冲突。因此,证券市场的制度建构乃至其他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绝非单纯的移植先进法律规范和执行法律的问题。仅就公开规制而言,法律规范及其预设目标的实现,除了立法和执法的自身建设之外,还必须根据制度内蕴的价值和理念要求,创造法律适用的制度环境,尤其包括政府行为方式与公众的社会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