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执政党对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更加突出，世界各国执政党对发展模式的选择与调整不但关乎该党的执政业绩，甚至影响到该党的执政安全。长期以来，美英、欧洲大陆部分国家执政党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广受关注，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也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如东亚模式、东南亚模式、拉美模式等。然而，发展模式的形成深受各国资源、禀赋、国际环境甚至政治制度的影响，没有一定之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执政党在选择和探索发展模式的过程中遇到诸多挑战，对发展模式的调整与创新也从未间断，其经验教训值得关注。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不是内容相同的概念,它们有着区别和联系.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进行理论的辨析,对于科学认识当今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改革和完善中国模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继承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生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相对于欧美模式、苏联模式以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对于欧美模式的特色,主要体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对于苏联模式的特色主要体现为:"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特色主要体现为:"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公共政策创新与政策生态

公共政策创新是政府应对信息化、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而开展的有价值的政府行为,但政策创新的“价值”必须置于政策生态的框架下进行衡量。在政策生态视野下,政策创新研究有变量分析、过程模型、主题分析和限度分析四个角度。本文着重从主题上阐释了公共政策创新包含政策主体、政策内容、政策手段和政策过程创新四个方面,进而分析了在我国当前的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创新应有三个限度:以市场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和均衡健全的政策体系。     

关于成都市科技创新模式选择及其政府政策的思考

如何更好地把握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寻找符合成都实际的科技发展道路,及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新进步,作者对成都市科技创新模式选择问题,从基本理论与法律制度入手,对创新机制,存在的问题与政府政策支持进行了深入的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研究论证,提出了成都市应选择“推拉互动──联合组织型”科技创新模式的建设性意见。     

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了重要的"6·25讲话".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性认识我国现代化所走的路径,即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国的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日益受到世人瞩目的中国模式是后计划时代中国的成功实践,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前提,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手段与全球视野,由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     

公共政策创新的价值性规范

只有政策创新才能有效解决转型期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但政策创新并不等于新政策制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价值规范,因应了转型期的内在要求.以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来检验和规范政策创新,以民主法治作为公平正义在政策创新中的实现机制,才能确保政策创新沿着有助于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方向前进.     

中国创新发展的道路自信

创新发展既是发展理念又是发展道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化,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中国创新发展的道路自信是党和国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方面。中国创新发展的道路自信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是多维原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即源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源于中西创新发展道路对比所凸显的鲜明比较优势,又源于建国以来我国创新发展的深刻历史实践,更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世情、国情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     

公共政策活动与制度建设

走向精细化的总体社会治理,要求执政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必须注重将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科学民主的公共政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创新与制度安排的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在总体社会转向稳定和谐建设时,则要注意将制度建设和政策学习更好地结合起来。     

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与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这就决定它们之间几乎具有不可共生性的矛盾,面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我们要加强主流文化建设,增强其抵御新自由主义侵袭的能力。     

创新政策设计的理念和框架

本文在分析创新政策的理念和知识基础上 ,基于社会科学理论、政府学习和政策实践反馈三者之间的互动 ,提出了我国创新政策设计的概念性框架和模型     

试论政策创新能力

政策创新能力是政府对政策要素的重新组合能力,它直接影响政策创新活动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和效果的优劣。政策创新能力的大小强弱首先取决于政府能力的大小,与政府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权力资源、权威资源、文化资源、信息资源和制度资源有关。中国政府政策创新能力的提升应着力塑造政策创新的能动主体,营造促进创新的文化环境,构建激励创新的制度机制。     

论广东自主创新的政策导向

自主创新是广东未来发展的首要支撑点。面对日益增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广东的自主创新存在着观念、基础、模式、机制和区域等方面的失衡,这将严重阻碍广东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应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自主创新工作的政策导向,有序引导广东自主创新的深入。     

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多维考察和机制创新

本文从价值、制度、行为和工具四个维度对执行阻滞这样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若干新的建议和举措。     

市场化政策工具视阈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探析

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战略的影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持续性的供给不足一直是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掣肘。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来提供,这种单一体制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种类单一及结构失衡等问题。运用民营化、用者付费和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政策工具可有效破解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难题,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关于公共政策执行者的责任问题

公共政策以国家权力作后盾 ,具有极强的公共权威和普遍的社会影响力 ,加之政策执行阶段的主体基本只由政府官员担当 ,这部分人同时又拥有相当多的政策制定权 ,由此决定了政府官员在公共政策全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决定了他们的素质、能力和操守如何与政策的效果利害相关。为此 ,必须重视建立公共政策执行者责任制 ,使政策理解出偏、贯彻不力、执行失误 ,甚至违背政策、对抗政策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执行者身上。     

论公安政策学的学科构建

构建公安政策学学科,是公安学学科丰富和发展的需要,是公安管理专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是公安政策实践科学化的需要。公安政策学是以公安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公安政策是指特定的政策主体制定的用于指导和规范公安工作的行动准则和行动方案的总和。它有多种表现形式,既有一般公共政策的共同属性,也有自己的特殊属性,如鲜明的政治性、突出的时效性、攸关的利益性和武力的强制性。公安政策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建立,所以有关公安政策的理论成果十分鲜见,对公安政策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也十分有限,从而造成公安政策在实践上疲于应付的局面。构建公安政策学学科体系,可以从基础理论、过程理论和实证研究三大方面着手。     

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

公共政策是适应社会公共生活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权力为依托、以公共秩序为归宿。这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公共政策在公共权力的支撑下,通过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也为社会公共生活建立起新的公共秩序。这是公共政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