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官僚理性

一方面 ,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官僚制在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表现出严重不适 ,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 ,中国却由于“官僚制不足”致使行政中的诸多负面效应凸现。于是国内学界在西方“摒弃官僚制”的号召下 ,积极呼吁引进新公共管理。事实上 ,对官僚理性的批判 ,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张扬、其合理性的一面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 ,妄谈摒弃官僚制 ,不仅不合时宜 ,误导行政改革的方向 ,堕入范式移植的陷阱 ,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     

挑战官僚制：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思考

韦伯的官僚制与威尔逊“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结合确定了传统公共组织技术理性模型的基调。片面的效率价值取向包含着悖论。理论上它受到人道主义、宪政主义的挑战。而新公共管理既是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又是实际层面上改造政府的一种运动。“第三政府”行政也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对传统官僚制的挑战。文章分析了西方公共组织理论与现实的发展对我国公共行政的启示。     

浅议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本文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的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的批判。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透视官僚制的经济学途径——唐斯官僚经济理论述评

理性官僚制理论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后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科研讨的热点。在伴随着官僚制逐渐凸显的局限性而日益增多的对官僚制批判、分析和反思的研究中,唐斯率先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途径透析官僚体制内部,深入分析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先河。本文从官僚组织的运作机制与环境、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行为三个方面了梳理了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对其理论贡献和不足做出评析,以期为更深刻地揭示官僚组织及官僚行为运行的内在机理提供借鉴。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借鉴“企业家政府” 反思“后官僚体制”

“企业家政府”理论的确为批判并超越传统官僚体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和许多有益的见解 ,但其固执己见使效率主义遮蔽了公共行政的公共价值。在对后官僚体制探索的更大空间里 ,需要立足于政府本质的法律定位 ,以公共精神为指引 ,以公共利益为旨归 ,实现公共行政模式和结构与企业管理理念和技术的同频共振。     

学习型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对传统官僚制的继承和超越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应该科学、理性地完善和创新官僚制,而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官僚制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即学习型官僚制,不失为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新的理论视角。     

官僚制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陷入应对不足的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变更整个政府管理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增强政府的灵活性。由于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中国官僚制的转型面临着完善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官僚制,用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变革的最新理念,建立适应全球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论韦伯官僚制在后工业社会演变的伦理趋向

通过对韦伯官僚制受到的批判与发展之争的省思,先对韦伯官僚制用制度维和理念维解构了其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伦理维向度.然后通过分析认为后工业社会的电子政务模式所承担的是提升效率的技术角色,认为目前的电子政务组织模式尚无法担当起超越官僚制的使命,最后做出了伦理要素将成为信息时代韦伯官僚制度存在和演变趋向的判断.     

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其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的公共管理策略是在批判官僚制行政和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规范意义的治理模型展现了当今学术界对效率、经济、效益等工具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的再次深度思考。最值得称道的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民置于公共管理活动的核心地位。鉴于此,新公共服务理论应该而且可以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     

官僚制富有生命力之因及其与中国行政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掀起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然而,直到今天,以理性精神和效率导向为内核的官僚制和其作为一种合理合法的组织结构,仍稳定地在政府中发挥着作用。中国有着特殊的行政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官僚制对我们而言远没有过时,我们在大力吸取官僚制优点的同时,也应着力对其不足进行改造。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评尼斯坎南官僚制理论

本文比较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关于官僚制的一般理论与尼斯坎南官僚机构预算最大化模型及改造官僚制的理论。尼斯坎南关于官僚理性自利的假设和官僚机构自身预算最大化的分析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尼斯坎南关于改造官僚制的途径,主要集中在官僚机构和国会内部实行岗位和审议事项的轮换,部分体现了马克思防止分工固定化的思想,但由于这种轮换并没有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通过广泛的民主参与和监督实施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因此,其效果必定是相对有限的。     

官僚制:电子政务时代的效应分析

一、官僚制:反民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僚制(或称理性官僚制)的经典理论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建构的理论。它是一种依照职能和职位对权威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层级制为组织形式,以世俗化、专业化的职业官僚为管理主体,以理性设置的制度规范为运作规则,以科层结构、连续性、非人格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经典性和普适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它的产生有深     

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

官僚制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我们需要对这些批评进行理性审视,对理性官僚制作一番重新认识。韦伯官僚制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二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三是封闭性与静态性并存。我们对韦伯官僚制进行理性反思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二是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电子政务、官僚制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

本文从电子政务的主要阻力因素是政府官僚制状态的假设出发,构建了官僚制状态的分析模型,剖析了官僚制与电子政务的因果关系及运作机理,最后提出要发展电子政务必须对我国官僚制结构进行改造的结论。文中还给出了改善我国官僚制结构的几点政策建议。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新时代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自行政学诞生以来,中西方涉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优秀者数不胜数。传统行政组织理论首推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的运行出现了各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纷纷举起政府改革的大旗,开始对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创新、实施行政改革。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便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主张减少管制,追求政府的小而美,在全面反思官僚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府行政改革的"药方"。这些"药方"至今仍为许多西方国家追随、实践。     

服务行政模式对官僚制的借鉴与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官僚制问题重重,但由于它本身还存在着生命力,再加上我们在现阶段官僚制发展不足等特殊国情下,所以我国现阶段应在对官僚制的借鉴基础上实现超越,做到服务行政模式和官僚制的兼容互补,有效结合。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