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反腐败体制的改革创新

反腐败体制是反腐败斗争成功的关键和保障。按照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反腐败体制的改革创新主要应从监督体制、政治体制、廉政制度、治腐机制、治标治本五个方面进行。     

论十八大以来标本兼治的反腐败战略

标本兼治是党反腐败的一贯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标本兼治,取得了显著成效。治标与治本是一种辩证关系,必须针对腐败主客观根源双管齐下,既用具体规则全面治标,更用宏观制度及道德教育全面治本。而反腐败最终须落实到权力宏观制度建设上,尽快积极稳妥地进行权力选任制、委任制和考任制的配套改革,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住腐败现象的发生蔓延。     

犯罪与腐败关系论析

犯罪与腐败既相区别,又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只有整体把握犯罪与腐败的关系,把反腐败与打击犯罪、治本与治标有机结合起来,切断腐败与犯罪之间相互促动的因果链,形成惩治腐败和打击犯罪的整体合力,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和犯罪的高发态势.     

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犯罪依然频发,为了有效遏制腐败犯罪,需要对当前反腐败刑事政策进行研究。文章在梳理我国腐败犯罪现状基础上,结合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遏制腐败犯罪的建议。同时提出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要坚持法治化和科学化并进,要和我国依法治国的大局相一致。具体来说,必须做到宽严相济、坚持"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行贿受贿一起抓"的策略。     

怎样将反腐败的端口前移

反腐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良好的政治生态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进行,预防腐败,即"反腐败端口前移"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而理想信念的树立、作风建设的巩固、"一把手"管理的加强和群众监督的跟进是"反腐败端口前移"的重要有机构成。这一方面有利于形成预防腐败的合力,另一方面体现了腐败预防的量化性、操作性与系统性,进而为"最大限度地挽救干部和降低腐败成本"提供了主流形态、具体抓手和制度举措。     

反腐败的根本路径及策略保障

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强调,我国将从运动式反腐、治表式反腐逐步向法治反腐、制度反腐推进。随着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反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反腐败的根本路径在于社会公众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时,"腐败赦免论"与"高薪养廉"为公权力的腐败提供了两个解决策略,这两种策略也将成为反腐败根本路径实现的制度保障。     

和谐社会构建与反腐败能力建设

腐败与社会的公平背道而驰,它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是破坏社会和谐的大敌。当前我党的反腐败能力虽然有了极大的提高,但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许多不适应。加强反腐败能力,必须提升公众对反腐败的公信力,加强对腐败的预防能力、发现能力、打击能力,加强反腐败队伍的战斗力和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能力。     

新时代反腐思路的新拓展——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研究

伴随着腐败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反腐败国际合作日益重视,中国治理腐败逐渐呈现出了"国内——国外"的联动机制,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发表讲话,不仅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占领道义制高点。中国在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同时,也为国际反腐败提供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国力量,提供了中国方案。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经验,既可以为当下推动反腐败斗争的纵深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又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宝库添砖加瓦。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反腐倡廉的思路创新

在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党中央反腐倡廉的思路创新,是一次紧迫而长期的任务.由于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时间差",迫切要求对腐败更要注重预防;反腐败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只有分析解决好腐败的源头问题,处理好反腐败与防腐败的关系,采取防反结合的有效措施,才能更好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惩防腐败与加强党性党风党纪建设思考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惩防并举,更加注重预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为我们今后反腐败指明了方向。反腐败应从加强教育让人不愿腐败、创新制度让人不能腐败、严惩不贷让人不敢腐败几个方面深入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对腐败犯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刑事政策考量——兼议“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政策性限缩解释

当下我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问题,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老虎苍蝇一起打"较为形象地宣示了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是实行"零容忍",但是并不能解读为反腐败犯罪在刑事政策上放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回到了"严打"老路。我国有关机关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司法解释文本和司法实践做法均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适当的政策性限缩解释,促进我国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     

论司法腐败的防范与遏制

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危害最为严重的腐败。其特点表现为主体身份的特殊性、手段及方法的隐蔽性以及性质及危害程度的极端严重性等。腐败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要预防、遏制和铲除腐败,必须做到: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二、从严治标,始终保持反腐败的强大威慑力。三、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四、改革和健全司法机关的体制、机制和各种制度。五、加强各类监督,加大违法违纪案件惩处力度。     

创新反腐思路 破除“利益共同体”

"腐败利益共同体"是党在反腐败斗争中遇到的"桥头堡"。推进反腐败向纵深发展,首先要扫清障碍,破除"腐败利益共同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话不只是告诫我们党要居安思危,也是提醒我们党反腐败也可以从其内部攻破。"腐败利益共同体"不是顽石一个,其内部也有矛盾和利益冲突。如果运用法律、政策以及社会舆论营造一个能促使其内部矛盾激化的客观外部条件,那我们国家的反腐败工作将是另一个局面。     

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几点思考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加强思想教育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 前提,制度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保障,强化监督是反腐败斗争的关键。     

反腐节点就在当下

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巨大成效，也极大地鼓舞了党心民气，但中央的思路、布局并不囿于此，其周密的部署益显清晰：治标式的反腐只是手段，治本式的反腐方为目的，反腐败斗争在经历了一定的治标之后，必然要转向治本。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受贿罪若干新问题讨论——以《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司法解释为视角

基于当下"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败治理理念,为进一步推进反腐败治理体系的建设,《刑法修正案(九)》和2016年4月18日"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正,有力地回应了反腐败犯罪的现实需求。就立法设计的动因而言,受贿罪乃是立法修订的核心,就制度运行的实效而言,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其刑罚配置的修正,廓清了立法适用的逻辑路径。但在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受贿的罪与非罪的独立界定、受贿罪量刑的定量标准、酌定情节司法裁量模式等方面仍需深化研究。     

利益相关、反腐效果与腐败容忍度: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腐败零容忍的社会环境是实现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措施,但反腐败效果是否会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则有待经验研究验证。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受访者对腐败的容忍度,尤其是黑色腐败的容忍度普遍较低;利益相关度和黑色、灰色和白色三种腐败现象的容忍度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腐效果显著影响公职人员对黑色腐败的容忍度,但对非公职人员不显著;反腐非预期后果显著正向影响黑色和灰色腐败容忍度,对非公职人员的影响更显著。另外,地方经济发展和个人经济状况与灰色腐败容忍度负相关,但与白色和黑色腐败容忍度关系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社会的腐败容忍度普遍偏低,但短期内反腐效果越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反而会更高。只有持之以恒的严厉反腐才能缓慢改变腐败风气,形成零容忍的政治生态。发展经济和打击影响公众利益的腐败,在反腐败的同时改善政府回应性和治理为官不为现象,也能有效降低社会的腐败容忍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事程序问题评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的主要要求有: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切实保障举报人的安全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对举报人的保护不力,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等。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