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51条释评

我国《合同法》第 5 1条自出台以来 ,受到多方的强烈持续抨击 ,实乃肇因于该条规定不符法理 ,并与社会商业习惯及新经济型态运作所需的运作平台互为抵触。本文除自经济面与法理面探讨其缺陷外 ,并辅之以案例说明 ;同时以法律经济分析法论证其高额的交易成本 ,以说明其将被现代商业社会所扬弃的必然性。     

论无权处分——兼论我国《合同法》第51条及第132条

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我国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基础上采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因此，在我国民法中无权处分是指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所进行的，以引起标的物的物权变动为目的的物权行为。基于对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和无权处分内涵的分析，笔者对我国《合同法》第51等和132条提出了质疑并作出了合理的体系化解释，认为《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处分权的人订立的合同”是有效的。     

无权处分合同之效力探讨——兼评《合同法》第51条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适用关系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一直以来颇受争议,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与2012年出台的《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都是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规定,两者从文字的表面意义看貌似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厘清《合同法》第51条与《合同法》第132条以及《买卖合同解释》第三条的关系,从而探索出无权处分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的效力问题。     

论无权处分行为——兼析《合同法》第51条

作为“法学上的精灵” ,无权处分的理论魅力在于其与法律行为、合同效力、不当得利、善意取得等制度的关联。本文从开放的视角 ,检讨了《合同法》第 5 1条对无权处分的规定 ,并积极探索对其制度完善之路。     

论善意取得制度中的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兼谈《合同法》第51条与《物权法》第106条之关系

通过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渊源及模式的比较法考察,可以发现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善意取得均以＂转让合同除无权处分外并无其他瑕疵＂为前提,在未来统一编纂我国民法典时,应将之与《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诸构成要件并立,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予以规定。在善意取得成立后,因公示公信原则的权利拟制,无权转让合同变为有权转让,可以作为各项合同请求权的基础。对《合同法》第51条采何种解读,以及采取何种物权变动模式,并不影响善意取得时对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只影响对何为＂转让合同＂的认定。     

无权处分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兼论《合同法》第51条与《物权法》第106条的关系

针对无权处分行为,我国《合同法》第51条从合同关系的角度作出了规范,而《物权法》第106条从物权变动的角度对其做出了规定,二者的上述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应该在受让人是善意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是否符合《物权法》第106条的构成要件,如果完全符合该条确定的构成要件,应直接适用善意取得,认定该交易是有效的。     

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以我国物权法草案第111条为分析对象

善意取得制度在构成要件的规范设计上,应当服务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物权法草案第111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构成包括无权处分、受让人善意、转让合同有偿、完成公示以及转让合同有效,从整体上看,这种规定基本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宗旨。但是,由于立法者比较强调法律制度的简洁,将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善意取得进行统一规定,这就使得该制度出现了一些需要详细讨论的问题。     

无权处分辨——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

按照民法解释学 ,我国合同法第 51条规定的是买卖等合同的效力待定-而非物权行为的效力待定。买卖等合同可以含有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处分权宜作处分能力的解释 ,并影响买卖等合同的效力 ,其适用范围不限于特定物的买卖等。主张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的四大理由并不充分 ,均存疑问。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标的须可能、确定、合法的要求并未将债权行为排除在外。第 51条同第 52条、第 54条的衔接平滑 ,与第 1 50条的关系可以按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规则协调。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 ,其成立不以无权处分的合同有效为前提 ,限于有偿合同场合为宜。善意取得确系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合法根据” ,在受让人尚未支付相应价款的情况下 ,不当得利可以存在于标的物的变形物上。     

再论无权处分——以处分行为与物权行为的价值冲突为突破口

通过对无权处分行为制度进行历史考察、价值分析及其与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性质应当界定为债权行为,它的效力应当不受处分人的“处分权”的影响,它已从传统的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类型中逃离,而成为有效的法律行为。至于无权处分中的物权变动效力,在有效的债权行为的基础上,结合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和善意取得制度,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无权处分人有无处分权以及原权利人是否追认只是债的履行问题,这样就避开了适用处分行为(物权行为)这个矛盾而又费解的规则。这样的立法不仅简洁实用,而且还能够使无权处分制度很好地与其他制度协调起来。     

浅析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与《合同法》第51条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最新司法解释,其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较以往的处理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从待定到认定有效。态度转变之大引起了社会比较强烈的关注。针对这样一条新司法解释的效力及意义,本文进行了简单的探讨,认为其具有积极的社会效果。     

《合同法》第308条的完善——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为依据

我国《合同法》第 30 8条赋予托运人单方变更、解除合同的权利 ,但该规定过于原则、简单 ,应从权利存在的期间、权利义务的主体等方面予以明确、完善。     

关于《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溯及力的法理分析

《劳动合同法》第14条引起了广泛争议并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争议的焦点是有关年限的规定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劳动合同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由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图旨在保护劳工利益,加之《劳动合同法》吸收了《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因而使某些有关年限的起点具有溯及力。这样把握既不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同时也保护了劳工的正当权益。不过应该有个过渡办法,《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企业对劳工的福利欠债可以考虑由政府"埋单"而不能完全推给企业。     

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制度解析——评《行政强制法》第43条

《行政强制法》第43条规定关涉的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规定透射出这样的利益博弈:公民权的保障与行政权的限缩、个人利益的凸显与公共利益的隐退。由此足以解读立法者设置该条的旨意。该种立法内容设计存在正当性瑕疵:从宏观上来看,存在与该法同一章节预置规则相冲突之嫌;从微观来看,内容设计之科学性不足。基于此,行政强制执行时间与手段限制的革新应以"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为导向探求行政强制执行时间的限度;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程序设置等方面规制拒绝给付制度。     

发展权含义的法哲学分析

通过对学术界关于发展权定义的不同观点加以总结和评析,文章提出了界定发展权的新方式,认为定义发展权应当把握其在内容上的本质属性和形式上的基本特征,并由此提升出发展权的科学定义。     

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之适用——《物权法》第101条的解释与完善

我国《物权法》第101条关于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规定过于简约,存在诸多适用上的争议。作为制度分析的起点,应将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形成权,从而以避免理论上的缺陷。从解释论的立场出发,可通过民法解释学的方法阐明《物权法》第101条前段的＂转让＂和＂份额＂的含义。在《物权法》第101条相关规定阙如的情形下,应通过比较法和规范意旨之分析,明确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行使的效力和权利冲突等具体问题。     

关于行政执法及其权力冲突研究的综述

行政执法领域是法学、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重镇,也是我国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对行政执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关于行政执法权力冲突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归纳分析近年以来我国该领域的学者对行政执法、行政执法权力冲突相关方面的观点及论述,有益于将本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     

行政垄断的本质及其救济——由“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所引发的思考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第一起案件是以国家质检总局为被告的行政垄断案。尽管该案被一审法院拒绝受理，但该案对推进政府依法行政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案中，国家质检总局以监管产品质量为名所进行的一系列干预市场的行为，仅有组织法上的依据而无行为法上的授权，违反了依法行政原则，构成行政垄断行为。而行政垄断的本质是行政违法行为，属于行政法规制的范围，因此，行政相对人或利益相关者可依据行政法的规定进行救济。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的关系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我国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新法与旧法的关系等一系列法理;也涉及到了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的"特别规定"规定导致该法成为一般法,《民法通则》的一些规定成为特别法的倒置现象。而第五十一条前款的规定则是以作为普通法律的《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排除了作为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条文的适用。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法律竞合,可以有三种办法:启动修改法律的程序;启动立法解释的程序;提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本法律。     

程序选择权及其法经济学思考

程序选择权是程序关系人的一项宪法性基本权利,本质上是一种诉权。在追求司法效率最大化的前提下,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程序选择权的法理,对于重新审思、检视、设计和评价整个民事程序法律制度以及相关的实务运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