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践与完善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起源于西方,它对于建设法治政府、优化社会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行该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暴露出各地发展不均衡、运行机制不健全、参与力度不够、独立性不强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健全该制度,实现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国家应明确政府法律顾问的性质和地位,规范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原则与范围,理顺政府法律顾问的管理机常,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保障体系.     

浅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公安执法实践

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定义为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所决定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基本规律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根本特征的,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实践创新——兼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创新论述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原创性法治理论成果,在理论上厘清了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拓展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广阔空间,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石,使之成为吸收古今中外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对世界法治文明和人类法治文化具有原创性理论贡献的法治理论体系。     

浅析民主制度化法治保障的实践模型

民主制度化是民主对制度的推进,制度对民主的规制,两者是互动发展的动态过程,如何用通过法治途径进行保障的制度化路和非制度化路径,成为我们现阶段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中国量化法治实践中的指数设计——以法治政府指数与司法公正指数的比较为中心

量化法治有助干政府和法院对照既有的法治标准寻找差距,从而找到法治社会建设的着力点。法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是量化法治的两项重要指数。中国在这两种指数体系的设计思维上体现出同构性的特点。但法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所秉持的设计思维,并不具有逻辑结构的同构性,而应该是在法治精神的指引下,根据政府和法院工作的特殊性,采取不同的设计思维。具体而言,中国的法治政府指数设计,需要强化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尊重公民权利、政府的行政效能以及国际规则的遵守等四方面内容;中国的司法公正指数设计,需要强化法院独立办案,改判率、发回重审率和服判息诉率,特定人群诉权保障等方面内容。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论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关系——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例

专制——法制——民主——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机制因其自身内在的变革与发展规律,决定了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逻辑关系表现为：国内法治是国际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国际法治是国内法治的展开与提升。作为伴随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的两种法律文明,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现实关系表现为：国内法治是国际法治的必经之路,国际法治是国内法治的必然走向。在现阶段,两级法治的良性互动模式主要表现为国际公约的制定为国内立法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有益的启示。     

“和谐社会法治文化”命题的理论与实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依法治国,在当代中国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战略目标和治国方略。出于对二者相关性的整体思考,从法学的角度有必要提出“和谐社会法治文化”的整合性命题概念,可以深化对上述两方面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和把握,并有助于促进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了法治文化的价值目标、生成条件和实践舞台;而法治文化则应成为和谐社会的精神取向、制度保障和素质支撑。     

法治与人性尊严——从实践到理论的反思

作为现代民主宪政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形态,法治的意义及其核心价值,不论在具体法律实践或抽象理论阐述上,却依然存在着极大争议。"大法官会议"以人性尊严为本的法治观点,毋宁是一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法治观点。无论是形式合法性或民主程序的法治要件,均无法在法治的具体实践上,保证执政者或立法者不会借助法治的形式要件,来追求满足其政治野心或个人私欲的不正当目的。法治理想的追求,应当着重法律实质内容的道德论证质量。就人性尊严的内涵来说,德沃金提出的两项人性尊严原则,内在价值原则与个人责任原则,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借镜的理论资源;特别是,他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诠释,亦即人具有由自然与人类共同创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客观价值,适足以填补大法官人性尊严观的论述盲点。     

法治秩序的价值与建构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我国的法制建设在宏观的理论布局和具体的制度实践层面都进入了系统化、规范化、有序化的发展阶段。从法治中国赖以存在的法治精神的具体要求来看,所谓的依法治国以及法治中国建设,最后在法治实践中都要体现为法治秩序。也就是说,各种关于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政策原则……,说千遍、道万句,最后要落实到事实上。其中,根据法治的价值要求建     

法治南昌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建设“法治南昌”是南昌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自开展法治南昌创建活动以来，南昌市坚持把法治建设贯穿于改革和发展的各项工作之中，努力提高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有力地维护和促进了全市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当前，法治南昌创建紧紧围绕打造“带动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这一全市中心工作，积极创新发展，努力推动法治南昌建设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法治思想领航中国之治的实践机制

习近平法治思想领航中国之治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展示了磅礴的实践伟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伟力,具体体现为政治定力、战略引领力、实干推动力、风险挑战应对力四个维度及其实践机制。在政治定力维度,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根本立场、正确道路、制度依据等一系列问题,起到了举旗定向的作用。在战略引领力维度,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公正变革,统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和时代走向。在实干推动力维度,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总蓝图和施工图,建立并完善推动法治实干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局面。在风险挑战应对力维度,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一套科学系统的原则方法,是依法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的基本遵循,指引各类重大斗争取得胜利。     

创建世界现代化田园城市法治环境的实践与探索

近年来，成都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的法治建设，提出了“建设中西部法治环境最佳、法律服务最优、法治文化最浓的首善天府”的“三最”奋斗目标。“五五”普法期间，全市按照“五五”普法规划和《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发展中心工作，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为基础、法治政府建设为核心、城乡法律服务体系为保障、新型基层治理机制构建为重点，切实推进法治城市建设，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     

＂消极法治＂的理念与实践路径

法治可以区分为“积极法治”和“消极法治”两种不同模式。前者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并积极推动的实践模式,后者则主张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化进程。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当下中国,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以克制过于极端的积极法治思维,克服法治建设中动力来源单一问题及其产生的干预私域、流于形式主义等弊端,走出一条“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并重的“均衡法治”道路,对于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的尤具助益。     

创立法治文化特色品牌的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上海市嘉定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在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突出区域特色,调动社会参与,凸显法治文化内涵,着力树立法律可爱可亲、可信可敬的形象,努力打造＂嘉定法宝＂法治文化特色品牌,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工作。     

法治协理员制度在基层法治建设中的实践与探索——以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派任基层法治协理员的成功经验为视角

法治协理员制度是推进基层法治建设,提升决策的公正性和高效性,拓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渠道,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优化基层法治建设的途径,具有普适性和可行性,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美德法理学、新形式主义与法治——Lawrence Solum教授访谈

W(王凌皞):你好,Larry。非常高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对美德法理学这个课题感兴趣。换一种说法,您提出美德法理学的语境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激励着您去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