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根本路径

让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既可以维护公众的环境公共利益,又可以改变政府决策品质,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减少政府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及由此带来的环境生态利益的损失,使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和谐。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社团制度、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法律责任制度,促进公众参与,是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根本路径。     

设区的市人大立法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对策

2015年《立法法》修改,不仅赋予了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还进一步对公众参与立法方面的制度进行了完善和补充,这标志着我国地方立法和公众参与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公众参与设区的市人大立法十分必要,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仍出现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普遍性受限、信息获取不充分、实效性有限等问题。因此,从建立公众参与的权利保障体系、健全公众参与的程序运行规范、增强公众参与的信息交流等方面发力,可以促进该制度的落实。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初探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种“预防为主”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环境管理制度,在不同国家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影响评价的特点是具有预测性、客观性、专业性、可行性和强制性。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的基本精神;贯彻了环境法中的“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改变了传统的不科学的行政决策、方法和程序,有助于改进和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有利于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为公众基本环境保护提供了可靠的途径。     

我国公众环保组织参与的动机研究

基于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我国的数据分析,本研究关注我国公众在环保组织参与中呈现出来的特点,分析了不同环境意识对公众环保组织参与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分析了公众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动机。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现阶段我国公众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动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现实客观存在的环境问题,即污染驱动下的被动环保参与;二是公众对国家机构和民间组织没有太多信心,这反而促进了他们较强的政治行动倾向和参与行为。研究表明,"环境维权"是当前我国公众环保参与的主要动机之一。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基于杭州综合考评个案的二维审视

近年来,"公众参与"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进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杭州的综合考评正是与之相关的典型个案。通过对杭州案例中公众参与的广度及深度的考察,可以获得一些启发性的结论:一方面,此类公众参与有助于促进政治沟通,增强政府的责任与回应性,优化政府决策,从而达到改善公共服务、提升治理绩效的目的,甚至也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准备条件;另一方面,它在本质上仍属于邀请性参与、行政吸纳型参与,参与进程处于政府的调控之下并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参与者的能力、参与机制、信息管制等因素都制约着公众参与的深入发展。     

公共政策中公众消极参与现象探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有效手段,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提高政策的质量。但目前公民的参与热情不高,出现了消极参与的现象。这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和资源的有效分配,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利的。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一状况,其主要措施是: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参与成本;形成公民导向的绩效评估,增强参与有效性;加强民主意识,减少参与顾虑;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增强参与热情;拓展参与渠道,提高参与制度化方式等。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安乐堂”选址风波的法律思考——建立完善我国殡葬设施建设审批公众参与制度

从安乐堂选址引起周边公众抗议的案例可以看出,安乐堂建设审批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缺失,建议在修订《殡葬管理条例》时,结合我国的殡葬管理体制改革,专门规定建设殡葬设施审批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城市拆迁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作用及对策分析

城市拆迁中的公众参与有助于增强政策的透明度、促进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保障拆迁中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城市拆迁中的公众参与还不完善,为了更好地发挥拆迁中公众参与的作用,必须转变传统观念、加大政策的透明度、完善公众参与的相关法律和制度等,确保拆迁中的公众参与能够有效地进行,进而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     

“空心村”整治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不仅是保证"空心村"整治规划科学性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必要前提。在"空心村"整治规划中,公众参与还存在着参与积极性不高、制度供给不足、信息公开渠道不畅、参与环节过少、参与方式不合理等问题。只有从营造公众参与的氛围、健全公众参与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完善信息公开渠道、提高公众参与方式的科学性等方面努力,才能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空心村"整治规划的积极性,从而真正实现"空心村"整治规划的目的。     

数据开放、公众参与和环境治理创新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的产生,公众对于政府各类数据开放共享的要求日趋强烈,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数据开放共享推动公共治理创新。研究表明,政府通过环境数据开放可以让公众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从而推动环境治理创新;环境数据开放使公众能够获得更多的环境信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并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提升环境治理效果。针对数据开放与环境治理创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改革政府环境数据管理体制,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加强环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打造"一站式"环境数据服务;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公众利用开放环境数据的积极性。     

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影响因素及其挑战

影响公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因素包括三大类:参与能力、参与意愿、参与机会。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比以往有所提高,尤其是在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的背景下,网民积极揭露腐败现象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总体来看,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提高,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公众对腐败的危害认识不够;对腐败的容忍度仍较高;信息公开程度不够;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渠道不畅通等。要提高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效果,需要提升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动力——强化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意愿;提升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素养——培养公众参与反腐败的能力;健全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创造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机会。     

营商环境建设、主观治理绩效评价与溢出效应——来自中国29省的经验证据

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现有研究探讨了它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较少关注它是否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评价,这其中既包括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直接效应,也包括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引入政策溢出效应的视角,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有正向影响,能够对经济领域外的其他领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同时,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对象溢出效应,在美好生活、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和透明方面,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非企业主体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比对企业主体相对较小。优化营商环境未来需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其正向溢出效应。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回顾与展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生了一个从单纯的撤销和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到撤减与简政放权并举的变化,这一变化有着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不同思考方式的背景。最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突破原有改革框框的同时,也保留了原有改革的痕迹。未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从远近、内外、上下、多少、公私等宏观关系中加以思考,尤其要从权力来源和公众参与的角度加以思考,以进一步推进改革。     

西方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特点及其评价

西方国家的环境决策日益注重普通公众的参与。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机制中,公众参与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尝试。但在基本程序方面具有相似性,一般由三个步骤构成:一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决策问题的相关知识和背景;二是通过小组讨论、沟通以及协商等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讨论该问题需要注意的各种价值、标准;三是通过工作小组的方式起草政策建议,并提请专家进行技术上的评估和咨询,并完成最终的报告。其主要特点是:注重公众参与者的代表性,公众参与介入决策的早期阶段,非专业公众与技术专家并重,公众参与过程的商议性。而局限性在于:参与成本高昂,参与和商议过程中存在着宏观与微观权力结构上的不平等,参与的代表性与商议质量之间的矛盾等。     

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困境及规范再造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十年以来,我国的环境问题仍持续恶化,"环评风暴"不断,凸显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不力的现状。"补办"环评的存在削减了其预防性功能,公众参与制度的缺失,以及不合理的责任体系都是我国环评制度有效性低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通过完善相关立法,才能走出环评的制度困境。     

环境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应对

环境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特征表现为:其目的主要是通过网络造势赢取声援,其内容主要是对政府、警察、解放军、官员的妖魔化,其后果多表现为加剧社会对抗。谣言产生的心理动机是争取舆论支持,其发酵与传播基于刻板印象的"强弱"情景构建,其扩散基于从众心理下的集体行动。着眼于谣言的发生机制对其进行治理,要从源头上预防网络谣言,为公众提供可供查询的环境信息,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长效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及时进行阻截,要建立官方"第一发声"反应机制,依靠社会力量多方联动净化网络谣言;还需提升公共理性。     

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基于G省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政府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但其是否会直接提升公众的清廉感知程度则有待经验研究的验证。通过对G省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近70%的受访公众感知到其所在的县/区党政机关总体清廉程度较低。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发现,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增强与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绩效、文化和信息三种机制显著影响着公众的清廉感知差异。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清廉水平越高;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清廉水平越高;有行贿经历和被索贿经历的公众与没有这些经历的公众相比,前者感觉到更低程度的清廉水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行贿和被索贿经历会直接减少公众的反腐败工作满意度,被索贿经历比行贿经历更会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而腐败容忍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公众的反腐败工作满意度。     

论环境规制中的公众参与

在我国,由于官僚行政的传统以及现行环境法制的欠缺,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导致了环境规制的公众参与存在严重缺陷。其后果是,这些环境决策的科学性与合法性遭到了公众的怀疑。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和公众法治权利意识的勃兴,政府与公众协作已经成为了解决环境危机的重要手段,通过公众参与以限制政府权力滥用也已经成为常识。由此,良好的参与程序则非常重要,其中,信息的充分公开、听取意见程序效力的加强、质证程序的完善、协商程序的建立,是公众充分参与环境决策的重要保障。     

美国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研究及启示

美国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与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有相似之处。通过分析美国的公民参与问题,能够扩展对公民参与范围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公共管理者转变观念,把自己看作"公民雇佣的受托人";认识到成功的公民参与将带来更多更好的决策信息、更具支持力的公众和更加有效的公共管理,而公民参与方式的选择策略是决定公民参与成败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