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型中坚农民: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及作用机制 ——基于赣南F村的调查

农民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推进乡村善治的有效主体。基于赣南村庄的考察发现,村庄存在着一大批中坚农民群体,构成村庄治理场域下的中坚力量,但只有少量的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可以极大地推进乡村治理。治理型中坚农民是植根于乡村社会内部,并在村庄治理场域中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性、较强的参与能力性的积极可为型中坚农民。在包容性的村治环境下,治理型中坚农民群体以个体性参与引领和激活其他在村农民群体的整体性公共参与,以其高质量的参与能力增进村庄治理的系统性能力,在促进农民自组织化中重塑和凝聚村庄公共性,通过形成正向的、积极的公共行动来改善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在实践中,治理型中坚农民在村庄中普遍存在,要注意以团结、协作的方式将其吸纳到乡村治理内核场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治理优势和治理能力,从乡村社会内部探索出一条具有持久活力的乡村善治之路。     

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世界性场域、全局性意义与整体性行动

在现代化语境下,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世界性场域、全局性意义与整体性战略的有机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性场域内,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符合世界生态文明潮流的必然选择。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必须采取整体性行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培育现代化生态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框架下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制度体系,提升现代化生态治理能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世界历史意蕴

地域性的民族史向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转化既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际遇和现实境遇。以世界历史眼光来审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所蕴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价值,是关乎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中国参与推进世界历史进程自觉性,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场域中的真理之路的重大理论课题。     

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对于政治发展理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政治发展理论是不同场域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同一场域内部占据不同位置的资本拥有者之间相互竞争的产物。详言之,通过对冷战时期政治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学术场域内部的斗争与争夺、场域中不同知识分子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分析,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对知识分子的具体影响可以被揭示出来。进而,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研究,研究者就必须在自主意识、研究工具、学术制度等方面进行全方面的质疑与反思。     

“十九大”全球治理观影响下的中国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党的"十九大"在过去五年国家治理活动和国际参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性,这一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必然会影响中国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安排以及全球贸易治理格局。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际贸易原则、贸易安排及实践活动,并在纵观国际上其他国家现行的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及贸易安排基础上,提出应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战略推进我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观点。具体而言,中国可以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全球贸易治理绿色化、数字化发展,在全球贸易治理中融入价值链理念,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等方面,为全球贸易治理理念贡献中国方案。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视角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始终贯穿世界历史发展全过程,是现代化进程绕不开的场域。当下,伴随现代化发展而来的生态危机与环境治理困境,迫切需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该往何处去的问题,需要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进一步拓展其世界历史视角。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在自然、社会与政治方面体现出其世界历史属性。同时,也在系统整体性、平衡自然价值与自然资本之间的张力、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超越。无疑,这一理念拓展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世界历史视角,是在中国式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新贡献。     

全球治理与和谐世界

全球治理是指各种国际行为体以人类共存共治共赢为宗旨,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来解决全球问题和世界公共事务。全球治理分为三个阶段:工具理性的全球治理、价值理性的全球治理和制度主义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有三种模式:金字塔状全球治理、网状全球治理和条块状全球治理。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版的全球治理主张,为积极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时应遵循五条基本原则。     

治理韧性：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维度与效度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治理韧性作为社会风险治理的新视角愈加成为学界及政府界高度关注的话题，然而，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公共政策实践中，由于缺乏对治理韧性的理论溯源、概念辨析与场域锁定等的准确甄别，因此产生了治理韧性本质内涵解读差异化、形式外延界定多样化的认知分歧。本研究尝试将治理韧性置于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特定场域中，揭示了“调适有度”是社会治理韧性的本质，权力限度、结构密度、价值温度与目标精度是识别社会治理韧性的维度坐标。提升社会治理韧性，必须从授权赋能、社会凝聚、共同富裕、敏捷治理等方面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从而增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正规则制定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条件是其能否在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西方国家依靠规则等手段治理世界,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国际规则的意志和能力不足,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规则制定者。制定规则的意志取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而制定规则的能力则是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软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若只是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必然无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     

工作队驻村帮扶引发的扶贫场域解构及再结构化研究——以苏北G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程。在产业帮扶成为主要扶贫方式的同时,干部驻村帮扶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在组织场域理论分析框架中,描述省委帮扶工作队入驻G县所取得的扶贫绩效及其引发的扶贫场域解构。场域解构具体表现为场域组织数量和种类的变化、竞争性制度逻辑的出现以及治理结构的变化。扶贫场域解构导致组织间关系更加复杂、竞争和冲突更加剧烈、资源分配更加不公、场域制度逻辑缠绕混乱、监督治理成本增加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最终影响县域整体扶贫绩效,产生了扶贫场域再结构化的需求。通过建立大扶贫格局、凝聚扶贫的文化价值共识、整合制度逻辑、构建场域运行机制,实现扶贫场域再结构化,以提升县域扶贫成效。基于场域结构变迁的工作队驻村帮扶研究不仅为精准扶贫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制度-行动者”互动模式提供中国经验。     

递进式嵌合：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践策略

新征程上,基层社会在结构性治理体系、过程性治理服务和功能性治理能效上面临着新的发展难题。社会工作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政策同源、理念相近、场域重叠和文化交织的独特优势和嵌合逻辑。社会工作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无法做到一步到位式的完全嵌合,而是需要根据新情况、新需求和新问题进行新治理、开展新服务、促进新融合。通过适应式治理、融入式治理、连接式治理及共进式治理等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递进式嵌合,提升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水平与服务能力,将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好迈向新发展阶段。     

治理类型的多样性演化与比较——求索国家治理逻辑

作为学术讨论和实践理念中的时髦词汇,"治理"是广大研究者关注焦点,而在此过程中其基本内涵却变得愈加模糊,这构成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潜在障碍。本文基于对实践中差异明显的治理类型的理论推演和比较,避免陷入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视角下概念界定的纷争,借力类型学分析作为理论探索的切入点进而呈现治理的学术脉络及治理知识的内在秩序。展现善治、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与智性治理等主要治理类型的形成传播过程、理论假设、实践特点与现实影响,并通过分析各类型所隐现的"治理失灵",从而客观认识治理的适应性局限,指出每一种治理类型不意味着要对其他治理模式的吞噬,其本质和共性均在包容共存的态势下求索国家治理能力和效能提升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为定位中国国家治理战略选择的着力点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政治学所具有的解释的、反思的特征对各国差异化治理模式的未来研究图景做出展望。     

制度能力与地方治理:一个研究综述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指导下,地方政府应注重塑造作为"治理网络管理者"的能力即制度能力,以整合地方资源、提升地方品质。回溯制度能力的理论沿革可以发现影响制度能力存量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制度能力的静态评估模型和动态发展模型,对于如何增强地方政府制度能力具有启示性意义,有助于弥补地方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缺憾,进而丰富提升地方品质的策略集。     

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与时机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增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软实力",这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能力和进一步扩大作用范围提出的新目标要求。全球治理是国际范围内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各人类组织,协同解决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的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属性、组织形态和国际认可度,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等相关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中经济实力得到不断积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明晰、国际事务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时机。     

论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因素分析

社会公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关键因素,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公众自身能力和素质的差异,其在社会治理中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但是能够参与社会治理的公众必须具备较高的参与意识、公共精神,参与能力、资源和技术以及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为了提升公众的参与价值和主导价值,必须为公众参与搭建制度平台,加强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教育,提升公民参与能力与技术。     

全球治理国内研究回顾与展望 ——基于CNKI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正剧烈变化,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全球治理赤字"问题日益凸显,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已成为多数国家政治行为主体呼唤的共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的参与中态度愈发积极,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运用CiteSpace可视化程序对近五年全球治理国内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历程、研究现状及热点,不断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提供"中国方案"。未来全球治理参与及全球治理研究需学习借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积极拓宽全球治理研究领域与视野。     

中西方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比较

如何科学地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鉴于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在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建构我们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时,应该注意两个适用性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的治理概念适用性问题;二是在操作层面的评价指标适用性问题。中西方在重视公民参与、强调政府与公务员的责任、关注参与主体各方的利益诉求等方面,基本一致,具有共同之处。但是,在中西方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中,均忽视了对于参与主体各方治理能力的评价。因此,确定好参与治理主体之后,应该对其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的确定及评估。将决策能力、领导能力、执政能力、规划能力、计划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与督导能力融入评价指标体系中。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困境与解决途径解读——基于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理论的基本特征,是构建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福布斯与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是在传统环式民主失灵的前提下,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宪政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菁华并结合后现代语境后提出了话语指向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后现代构成主义、碎片化与公共治理理论治理主体多元化,一些人的对话的反思性、对抗性与公共治理理论多中心主体参与的、更具回应性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模式,都或多或少的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存有共通之处。作为话语理论的分析工具,公共意向性、公共能量场、独白性的交流等话语语言都有助于我们对治理理论展开分析。     

美好生活的实现场域与基层治理的目标、功能设定——再议美好生活与良好治理的关系

实现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也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带来了一个新课题。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要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中进行认识并寻找针对性的实践路径设计。以人们在不同活动场域涉及的社会关系为分析基点,生活场域是实现美好生活诸需求更具基础性的场域,基层治理是与生活场域最为接近的治理领域,因此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治理领域。当下,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需要构建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和功能导向的基层治理体系,以推进人民群众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     

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

跨域性特征对现代社会危机治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世界范围内应急管理领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特点,对现代跨域危机内涵及其特点进行归纳,进而提出了跨域危机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当前中国跨域危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进而着重从信息、资源维度对其整体性治理问题进行阐释,认为不同组织在信息、资源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是产生跨域危机治理"碎片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实现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必须结合中国应急管理实际,以组织间网络视角从应急管理组织层面对"碎片化"环节成因进行分析。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的关键在于其治理网络中信息、资源整合问题,目前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部门隶属不同、管理层级复杂、多头指挥而产生的协调困难是"中国式碎片化"问题的根本原因。最终,本文构建了跨域危机治理网络分析模型,并对"碎片化"环节识别、整理以及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