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应该西移非洲

中国目前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行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和媒体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将所谓的“世界工厂”外移,而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无疑是外移“世界工厂”的最佳目的地。     

世界经济“半外围区”的“起飞”之路：以德国为例

世界经济的“中心一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的霸权秩序，是互相牵制、互为因果、融为一体的。而连结“中心一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结构的“枢纽”，是“半外围区”里具有极其重要的安全战略价值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枢纽”之地往往成为霸权国的盟友，它们利用自身在霸权秩序中的特殊位置，获得独特而优越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比一般国家更容易实现经济“起飞”。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国际政治结构中先后出现三个霸权体系，其中第二个霸权体系中的德国，正是凭借世界经济结构与霸权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所提供的独特机遇与空间，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典型案例，能够清晰地表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与国际霸权体系之间互动博弈的演进模式。     

从“平行市场”到“以开放破围堵”：开放引领中国发展新突破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外围”格局,苏联则主导建立经互会,全球经济形成两个“平行体系”,经济全球化进入“两个平行市场”阶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角力,最终以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经互会解散,苏联经济崩溃、政治分裂和国家解体收场,平行体系合二为一,全球经济回归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市场。百年大变局下,美国视中国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进行经济围堵,拉拢盟友组建“排华”经贸小圈子,企图将中国排斥出现行经济体系、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而国际经济体系从分到合后再现分的苗头,滑向“平行市场”的风险增加。中国应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以开放破围堵、以开放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莫尼克·威蒂格的“她们”世界及其圆形结构

法国当代著名女同性恋作家莫尼克·威蒂格在反对异性恋思维，关注女性气质的同时更加重视女性间爱恋，并主张彻底颠覆固有的“男人”、“女人”的性别分类，通过语言革命创造纯粹的、全新的“她们”世界。威蒂格强调文本策略，主张用玄妙的形象表达文学观点。在文学写作实践中，威蒂格善用圆，巧用圆，赋予“圆”多层次的象征意义：从圆心到离心，貌“合”而神“离”的“她们”世界成为抵制传统线性思维的载体和独具魅力的存在方式。     

制度嵌入与“印太经济框架”对东盟数字经济治理的影响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印太经济框架”(IPEF)成为其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数字技术革命引发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美、日、澳、韩等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并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对东盟进行渗透。数字经济治理是IPEF的重要内容，美国希望以此达到抑制“数字丝绸之路”、拓展“印太”市场、主导数字时代经济治理格局和安全格局等目的。文章从制度嵌入的视角理解IPEF在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并从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分析IPEF对东盟数字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影响，阐述IPEF成员加深数字领域的合作可能给东盟数字经济治理带来的变化，由此提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措施建议，以巩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成果，从而打破IPEF对中国的围堵。     

打通“信息大动脉”：以数字基础设施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基于“技术—经济”分析范式,数字技术变迁并不是连续的,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形态具有不确定性、外溢性、非竞争性等特征,数字中国建设需要相应的数字“公共品”——数字基础设施来作为数字经济“起飞”的先行条件。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平台支撑,为构建数字产业集群提供“虚拟”连接,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降低技术门槛,为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提供技术保障,从而全面助力数字中国建设。因此,加快数字中国建设需要从完善数字创新基础设施平台,增进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加快工业互联网在实体经济中的融合渗透,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开发数据要素资源,创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模式等几个方面构建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欧盟对华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探析

在欧盟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出口企业的最大难题之一。欧盟对华反倾销中的替代国标准、倾销幅度的认定等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了歧视并严重阻碍了中国对欧贸易。本文对欧盟“非市场经济”待遇的产生、变化规律及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章首先介绍欧盟反倾销法的法律渊源以及“非市场经济”问题在欧盟反倾销法中的产生及演变过程;进而结合相关案例,分析欧盟“非市场经济”待遇的适用后果,包括替代国制度、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一国一税”及其例外等;文章最后就欧盟对华“非市场经济”待遇进行了基本评估,并提出了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应对策略。只要我国政府与企业充分利用欧盟反倾销条例中的新规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欧盟反倾销指控,就可以争取有利的应诉结果。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并联式”特质

现代化的“中国样本”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原则的实践,既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特殊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既然是“中国式”的,就自然具有中国特质。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要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质。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互鉴性文明”“整体性文明”“竞合性文明”逻辑,超越“单一线性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与“时空压缩”效应;超越“单向度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全面性与“协调发展”效应;超越“国强必霸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和平性与“文明发展”效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从发展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是“串联式”的现代化;从建设内容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特别是早期的现代化则是单维的;从建设成效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串联式”发展逻辑,表现出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特征和注重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起来的中国对人类作出的创新性贡献。     

中美贸易摩擦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困境

资本主义的去工业化与金融化使得当前世界体系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在全球贸易失衡的基础之上,并且需要一些发达国家以持续的加杠杆和信用扩张为前提。这就决定了世界体系的不稳定性与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进而也就构成了美国推动贸易再平衡,高举贸易保护大旗,针对中国制造贸易摩擦。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长期解决贸易摩擦的根本出路在...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中国共产党国际体系观的嬗变

国际体系观是人们对国际体系结构、属性及其主要矛盾等问题的主观反映，是政党和政府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诉求。在90年光辉历史进程中，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经历了“中间地带”——“三个世界”——“东西南北”——“和谐世界”的变化过程。     

“转向东方”话语下的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

普京在2012年开启第三个总统任期后,迅速将以远东开发为载体的“转向东方”政策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进一步将“转向东方”作为国家外交突围、经济纾困的主要策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在遭受西方阵营集体排挤的情况下,“转向东方”更是成为俄罗斯避免经济被完全排除在全球循环之外的主要依托,也是为俄罗斯经济寻找新增长点的希望。“东北-远东”地方合作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及中国“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成果之一。比较2012年和2022年的“转向东方”,心理、经济、地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当前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面貌与十年前相比有不同的呈现,主要表现为：在心理结构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危机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经济结构上,中国长期高速发展使得俄罗斯“转向东方”依赖中俄合作;在地理结构上,“软硬”基础设施缩短了俄罗斯与东亚的空间距离。与2012年相比,2022年以来俄罗斯“转向东方”无疑更接近于战略选择,而非技术性调整。俄罗斯正以空前开放的姿态面向与中国的合作,为未来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     

基于“贸易型经济”的日元汇率长期走势原因分析

日本是当代世界经济三大体系之一,日元也同美元、欧元共同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三个主要货币,它的变动情况,不仅对日本,而且对其他国家经济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日元汇率发生了很大变动,打破了保持了20多年的“固定汇率制”。本文以20年来的日元汇率变动趋势为基础,从日本长期实行的“贸易立国”政策和发展“贸易型经济”的角度,剖析了日元长期升值的根本原因。一、1984年以来日元汇率的变动情况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日本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保持了20多年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汇率水平开始…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在五六年前,就有人提出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问题。当时有专家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也有专家说不对,中国充其量只是“世界车间”或者说是“世界作坊”。从那时起,大家就认识到我国产品制造的量很大,但创新不足。我们长期依赖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这些离创造相去甚远。     

法媒视野中的“中国制造2025”

本研究采用数据驱动的文本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制造2025”在法国主要媒体近五年的传播状况。对文本数据态度资源分析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德国工业4.0与中美贸易争端是法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制造2025”时常用的定性标签。另外,“修昔底德陷阱”已被包括法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频繁用于定义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己度人,以偏见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慌,意图引导受众误读甚至敌视中国。研究认为,法国媒体完全按照西方媒体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来评价“中国制造2025”以及中国经济策略,远没有体现出新闻报告的客观性。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创新渠道,强化和西方受众直接沟通,力避西方媒体滥用其话语权进行系统性误读和歪曲。     

对立还是趋同：试析发展融资领域的“美国方式”

近年来,为抗衡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发展融资领域日益提升的影响力,美国提出了“重建更好世界”倡议等一系列竞争政策,旨在以鼓励私营资本的、市场主导的“美国方式”对抗“一带一路”倡议。本文认为,“市场主导”并不是美国实施发展融资的主要特点。美国通过主导两个国际机制影响基建资金的流向——国际发展机制和国际出口信贷机制;前者主要依靠政府分配资金,后者则限制政府干预企业行为。相反,后发国家则倾向于将发展融资作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以官方融资激励企业前往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面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工业国家开始转而采用后发国家的方式,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呈现“南方化”。“重建更好世界”倡议体现了美国方式向中国方式的趋同。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经济,复杂环境中的中国活力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说:“放眼全球,极少有经济体干得比中国好。另外,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下降,它仍保持在30%左右。”     

和谐世界的实现机制探析

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发表了题为《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讲话，代表中国首次提出了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倡议。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和谐世界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习近平首脑外交与中国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合作

自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在外交领域积极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首脑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党对外交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首脑对外交工作的核心领导。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白合作的倡议得到卢卡申科总统的认同和支持,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白“一带一路”合作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白克服了空间距离远、产业合作条件不佳的困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建设中白工业园,并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目前该项目的进展迅速。中国与白俄罗斯的“一带一路”合作是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合作。从中白合作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因势利导和差异性的合作形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特点。“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物流走廊,更是一种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