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习惯法的变迁与发展——以云南罗平县为中心地区的研究

习惯法对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研究罗平布依族习惯法的变迁和发展,一方面了解清楚布依族习惯法的历史传统和演变方式,另一方面探讨习惯法与国家法和社会发展之间矛盾,并寻求变通式的解决方式,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化提出自己的意见,在保留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和精髓的前提下现实现其变通发展,使之与之俱进,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更好的维护少数民族社会的稳定与团结。     

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分立及其互动

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分立在中外法制上均有体现,此种分立植根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对分离。即便如此,在总体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也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试析藏族部落习惯法中的责任制度

藏族部落习惯法中的责任制度是一种民间责任制度,与我国制定法责任理念相去甚远。藏族部落习惯法责任形式是造成藏区司法实践中习惯法与制定法之间冲突的直接原因,但在藏区这一特定的人文环境下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蕴涵的社会价值有待发掘。藏族部落习惯法客观上有利于藏区社会稳定,国家法应加以适当的引导,以便逐步改善藏区执法环境,使其与国家法相统一。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表达——对民族自治立法机关主体功能定位的思考

习惯法伴随着民族的发展长期存在,在现代社会,少数民族习惯法也以其自身的形态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中国社会法治化道路需要国家法同习惯法进行对话和对接。民族自治立法机关要真正成为对话的通道和对接的平台,正确定位自身主体功能,加强对国家法进行＂习惯解读＂和对习惯法进行＂国家法式梳理＂,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表达,为中国法治社会建设做出应有之贡献。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后感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作为法律史研究中的范例之一,它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探讨了清代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其行文时运用的写作方法,以及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批判与继承等方面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试着从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论当代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以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为研究路径

习惯法作为国家法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运行于中国社会之中,并与国家法形成事实上的互动关系。习惯法是民间社会自发秩序构造下的产物,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法的缺陷与不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国家法在地方上的适用效力。理性看待其于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并寻求构建二者的良性互动机制,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贡献民间智慧。     

柯尔克孜族继承习惯法比较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主要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调节少数民族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源远流长,它在该地区的影响深刻,维持该地区的社会秩序.少数民族习惯法这个法律现象的存在依赖于其独特的社会基础,价值基础及其法律基础.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追求通过调整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秩序及公平正义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不仅在本质上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在具体规则的设置上也有差异.本文指出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差异,有利于更好的了解和梳理两者之间关系.     

试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处理好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既有法的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在法的规范、法的实施、法的价值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习惯法对国家制定法在调整范围、功能方面还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中国的习惯法初探

我们过去的法学研究,基本上围绕国家制定法来进行,极少关注中国的习惯法。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习惯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习惯法的含义、习惯法的历史考察、中国习惯法体系、进行中国习惯法研究的意义等方面对习惯法作一初步探讨。一、习惯法含义 (一)什么是习惯法?让我们先来看看国内法学界对此的阐述。     

国家刑事制定法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渗透与整合——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在国家刑事制定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地位显得非常尴尬,但其仍然保持着较强活力的事实却不可否认。由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遵循着不同的法理念、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之形式侧面的过分强调以及对法治形成机理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简单理解,使得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着不可调和之处。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立场出发,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在补偿被害人、限制死刑和贯彻刑法的谦抑性等方面却发挥着国家刑事制定法难以发挥的作用。通过强制适用国家刑事制定法来革除或破除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也是危险的;只有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将少数民族犯罪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渗透与整合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提供有效途径。     

浅析我国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契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都会形成具有强制力的民族习惯法.另一方面,我国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权.如此,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存在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的规制,处理好二者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对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有借鉴意义,而且关系整个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以研究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冲突为切入点,提出在立法活动中达到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契合的设想.     

凉山彝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断裂及成因分析

彝族民事习惯法是凉山彝族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存活着,并影响着凉山彝族现实社会生活。然而,彝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断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导致断裂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国家法的先天不足;二是法律的多元化;三是人们基于解纷成本的考虑。     

应重视国家法与民间法（习惯法）的互动

任何社会的法律制度都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除国家法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习惯法、民间法。本文在此就国家法与民间法（习惯法）的互动作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土家族丧葬习惯法的变迁及其功能研究——以长阳贺家坪为例

通过长阳贺家坪土家族的丧葬习惯法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变迁历程的描述,认为传统的丧葬方式和仪式在长阳贺家坪地区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这种延续,足以说明土家族丧葬习惯法,其特定的文化功能对土家人的重要意义,及其在长阳贺家坪地区村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私力救济发生的原因及其解决——来自云南省彝族自治地区私力救济现状的调查

由于人文历史、经济条件以及民族习惯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在遇到纠纷时,大多诉诸习惯法而非国家法。私力救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盛行在印证了其对于解决纠纷起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折射出了地方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着较大冲突。本文指出为了实现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良性互动,国家制定法应该正确引导私力救济,使其与公力救济合理协调,以充分发挥私力救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积极作用。     

论习惯法的概念

就研究现状来看，习惯法仍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得到国家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二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具有普遍强制力的社会规范。对这些定义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习惯法是存在于特定地域内，由特定组织、群体实施并保障其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习惯法与一般习惯相比，具有内容上的权利义务性的特征，与制定法相比又更具社会历史性、地域性以及形式上的多样性。     

中国固有法研究的新开拓——评《中国习惯法论》

<正> 由湖南出版社出版、高其才撰写的《中国习惯法论》一书,以关于中国习惯法的独特认识为前提,通过对大量散落于社会各个角落的习惯法规范进行收集、整理、分类和分析,构架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中国习惯法体系。全书广泛地涉及了中国宗族习惯法、村落习惯法、行业习惯法、宗教寺院习惯法、行会习惯法、秘密社会习惯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等多方面的内容,尤以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见其力度与深度。通读全书,有以下两点较深的印象。一、独特的学术视角 中国法学在近一、二百年的变迁中,受法治模式改变的影响,较多地带有大陆法系的学术特点,     

排斥与融合:论调解对习惯法“中心化”的证成

国家适当的法律制度形态不能仅仅从正式的成文规范的形式合理性角度判断,古代中国没有走上法治之路,与习惯法难以制度化地进入国家法而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有密切关系.在应对关系密切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时,习惯法是重要的规范依据,习惯法的“中心化”可以通过习惯的调解治理模式实现.2011年《人民调解法》的颁行和新《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司法确认程序作为大调解体系建构的两个重要支撑,说明国家控制全面进入这个传统的社会领域.人民调解在新的发展态势下应该认真对待习惯法,使调解成为习惯法析出的一条制度化轨道.这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在面向法律多元、价值多元和文化多元的挑战时应该要做出的回应.     

论习惯法的诞生

习惯法的诞生，并不需要经过国家的承认。禁止性的习惯法，源于人的恐惧心理；允许性的习惯法，源于人的模仿本能。除此之外，血缘关系构成了习惯法诞生的外在背景，群体利益构成了习惯法诞生的内在动力，舆论毁誉构成了习惯法诞生之后的保障机制。以习惯法的诞生机制作为基础，还可以就习惯法与习惯、道德、制定法、原始法等相关概念的关系做出初步的辨析。     

彝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婚姻法的冲突与调适——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彝族婚姻习惯法作为一项地方性知识,与国家婚姻法共同维护着当地的婚姻秩序,彝族婚姻习惯法已经被彝族民众普遍接受并成为其生活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彝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婚姻法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而要解决国家婚姻法与彝族婚姻习惯法的冲突,必须在维护文化多元的前提下,给予彝族婚姻习惯法充分的认可和尊重,承认彝族婚姻习惯法对于国家婚姻法的补充和协助作用,并最终通过构建两者间的协调机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