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患者近亲属参与医疗决定之法律研究

我国理论界关于患者近亲属参与医疗决定的利弊之争由来已久,实践中各部门和院方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做法。然而,以往各学者的论证也只是将焦点放在患者单方的利益,而少有人关注患者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他们把患者的医疗活动看得过于理想化、无涉他性,完全忽视了患者医疗权利的追求要受到其家庭利益和其近亲属利益的限制。权利的行使是有界限的,在关注患者自主权时,既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也要对患者近亲属的合法权益进行考量和保护。     

医疗告知后同意法则的刑法适用性研究——基于被害人同意理论的分析

医疗上的告知后同意法则和刑法传统理论上被害人同意虽源于同一上位概念——自我决定权,但对于存在特殊性的医疗行为而言,被害人同意并不能完整表达医疗伤害得以阻却犯罪的事由,而告知后同意则具备此优越性,且是法律的要求,在刑法上适用较被害人同意将更为准确与完备。医疗行为得以阻却犯罪的事由有三:一是主观上是出于医疗目的;二是客观上医疗行为必须遵守医疗行为准则,具有医学的正当性;三是需得患者告知后同意。     

论患者隐私权保护——兼论侵害“告知后同意”之请求权基础

隐私权已从传统消极防御面向发展到兼具积极支配面向,主要包括四项权能: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维护权和隐私支配权.《侵权责任法》第62条、第61条、第55条和第56条对应以上四种权能并共同构筑了患者隐私权范畴.患者隐私支配权需要借助于对患者的“告知后同意”实现,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医师同时兼具的研究者身份与潜在利益冲突.“告知后同意”虽然可以作为一种法益或者注意义务之违反得到救济,但作为某种权利得到保护系必然趋势,这种权利应是隐私权而非自主权.侵害患者“告知后同意”之隐私权的请求权基础应为第6条第1款,涉及赔偿责任时应适用特别规定第55条第2款,所涉损害主要系精神损害.     

违反医疗告知义务之侵权责任

医疗告知义务作为患者知情权的实现基础,有其深厚的人身权理论渊源。医疗行为具有一定的侵害性,因此实施医疗行为应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应经患者同意。本文从医疗告知义务的实践与理论渊源着手,分析研究了违反医疗告知义务的侵权责任要件,对完善我国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具有一定意义。     

告知后同意规则的法律构造

在具有侵袭性的医疗行为中,医师负有告知义务,以患者得以了解的语言,告知病人病情、治疗方案、各方案可能的的风险,以及不治疗的后果等。告知义务的履行应采取理性患者的标准。告知义务也有例外。医师违反告知后同意义务并非直接侵害了患者的健康权,而是侵害了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或自我决定法益,它将可能进一步引起对患者健康权的侵害,造成患者人身损害。     

关于国际医疗援助中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流,但日益加剧的地区冲突和突发自然灾害引发的严重平民伤亡未能完全幸免,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国际医疗援助亦方兴未艾。然而,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以及民族特性等方面均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加之援助国与受援国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利益目标的冲突,国际医疗援助在如此特殊条件下开展工作,势必会遇到一系列的法律冲突。分析国际医疗援助的现状和组织机构,探讨国际医疗援助中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和当前国际医疗援助面临的法律障碍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强制医疗启动程序决定主体

强制医疗制度是国家医疗保健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强制医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强制医疗,如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患者、甲类传染病患者等;广义的强制医疗,包括预防接种、指定医保单位就医等。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决定主体必须是国家赋予相应权力的机关,其他任何单位不具有这样的权力,因而无权决定强制医疗程序启动。强制医疗主体的确定取决于强制医疗对象的危害程度、广度及时间等因素。     

论强制医疗启动程序决定主体

强制医疗制度是国家医疗保健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强制医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强制医疗,如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患者、甲类传染病患者等;广义的强制医疗,包括预防接种、指定医保单位就医等.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决定主体必须是国家赋予相应权力的机关,其他任何单位不具有这样的权力,因而无权决定强制医疗程序启动.强制医疗主体的确定取决于强制医疗对象的危害程度、广度及时间等因素.     

违反医疗告知义务的侵权责任——以《侵权责任法》为主要研究视角

孟德斯鸠曾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2009年12月26日颁布,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便是体现了民法的基本精神,重视对个体权益的有效保护。《侵权责任法》是我国第一次对医疗损害赔偿责任进行专章规定的法律,《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现了义务与责任的统一,结束了之前适用法律混乱的局面,医疗机构违反医疗告知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论医疗告知义务——以经济学和法学为视角

医疗告知是医疗单位在医疗过程中的一项法定义务,是以患者知情同意权为其理论基础,是判定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的一项重要标准。我国目前医疗实践中医疗纠纷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医疗告知义务立法不完善以及学界对医疗告知义务研究甚少。文章以经济学和法学为视角,从医疗告知义务之经济学基础、医疗告知义务之法学基础、医疗告知义务之履行及其评判标准等方面,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就医疗告知义务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医疗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根据。     

宪法化的政治权利——参政权

我国宪法中的"政治权利"的概念直接来源于政治用语。对政治概念不加区分地法律化,引起概念逻辑的混乱,并导致了对权利的肆意破坏。因此,应当抛弃传统的"政治权利"概念,而提出"宪法化、法律化的政治权利"概念,即参政权体系。     

司法何以如此尴尬——以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为例

不断增多的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种种愤懑,使得各种利益纠葛、体制冲突、伦理诉求和法律管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之从前更为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对医患关系的社会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医患双方的关系并不融洽,双方缺乏高度的信任感,一旦患者未达到其预期的疗效,势必为双方的矛盾、冲突和纠纷埋下伏笔;医患双方在具体运用知情同意权法则时产生的强烈的错位,使得知情同意权在减少医患纠纷、构建高度信任基础上的医患和谐关系的功能大打折扣。而对实践中的一个真实案例的审理的剖析则反映出我国法律和司法在知情同意权方面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使得知情同意法则的建立迫在眉睫。我国知情同意权法则的理想构架应该包括:知情同意权法则的基本原则,医生的告知义务,患者的同意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要件。     

国际间接银团贷款参与权转移的法律特征初探

本文针对80年代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新发展,对国际间接银团贷款的贷款参与权转移形式,包括银团贷款证券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医疗干涉权的法理分析

医疗干涉权作为医生的一项职业特权，因李丽云案件而引起广泛关注。对医疗干涉权的准确界定是前提条件；医疗干涉权的适用条件与原则是基础；目前我国医疗干涉权的行使存在着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对立，法律与伦理的冲突以及法律适用弊端等问题；应该从行使主体、社会环境、立法体制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论知情同意的豁免

本文围绕医疗实务中的知情同意豁免，首先讨论了知情同意豁免规则的法律政策，详细分析了紧急情形豁免、治疗豁免、知情同意权的放弃和强制治疗这四种豁免情形，简述了医务人员在适用知情同意豁免规则时可能的法律责任。     

增强执政能力与提高参政水平的互动关系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中共的执政能力不强,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也不会强;反之,如果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不强,中共的执政能力也不会强。当中共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时,如何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也成为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     

Predictor Variables in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Decisions

Clinicians possess significant discretion in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assessment. Therefore, it is paramount to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vidual variables to ensure that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s devoid of bias and solely relates to the legal criterion. To tes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bias in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we examined the predictive efficiency of clinical, criminological, and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a sample of 468 criminal defendants referred for competency evaluations. Only clinical diagnostic variables and employment status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This finding supports the idea that examiner decisions of competency appear to be unbiased and relate primarily to a defendant's functional ability.     

残疾人政治参与权利研究

残疾人政治参与权利的行使对于提高残疾人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残疾人所享有的包括政治参与权利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需。     

论医疗损害责任抗辩事由及其法律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0条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抗辩事由,但法律规定不够完善,难以完全应对实践需要。因此,需要对第60条进行法律解释,并需丰富医疗损害责任抗辩事由体系,增加规定无因管理、医疗特权、意外事件、自甘冒险、损益相抵和并发症等抗辩事由。此外,结合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体制和医学科学特点以及比较法的经验,应适当限制医疗损害责任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