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约制度——兼谈我国婚约问题的规制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婚约在我国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现行立法回避了婚约问题，使大量婚约纠纷无法解决。事实上，人们订立婚约，是一种民族传统习惯，而且婚约自身也具有许多功能因素。本文从婚约立法规制的必要性、婚约的性质、效力、婚约解除、无效和撤销及其法律后果等方面论述婚约制度，同时提出建立我国婚约制度的立法构想。     

婚约法律问题的完善

婚约作为一项古老的制度,在大多数国家都有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则将婚约排除在制定法之外,列入道德调整的范畴。现实生活中婚约并没有因为法律规定的欠缺而消失,相反,基于传统文化影响,订立婚约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特别是因婚约解除引起的财物纠纷有增无减,婚约纠纷就处于大量出现却又无相应法律调整的尴尬状态。立法须关注与回应社会现实,只有完善婚约立法,才能够统一司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关于我国婚约制度的立法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对婚约的态度是不提倡不禁止 ,但实际生活中却出现了问题 ,急需规范。因此 ,我们应当结合传统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尽快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婚约制度。     

论我国婚约制度的确立

在我国,婚约作为千年传承的风俗制度,至今仍在民间广泛存在。当前婚约的立法缺失给实践中婚约纠纷的解决和司法裁判带来了极大困难。重新审视确立婚约制度的实践意义,借鉴域外婚姻制度的成功经验,是我国民事立法对婚约问题的应有之策。     

关于婚约问题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婚约采取的"既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造成了司法实践过程中大量民事纠纷的产生.立法机关应当正视这一社会现实,对婚约的法律性质、法律适用、法律效力及婚约的解除等给以明确界定,以利于我国婚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关于我国婚约的法理学分析

我国婚姻法对婚约采取放任的态度,完全由道德调整,婚约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我国现实生活中广泛采用婚约的实际与我国婚姻法对婚约规定的缺如极不相称。现实生活中人们广泛采用婚约是因为婚约存在道德的规制效力,婚约的采用能增加未来结婚的期望性。但是,如果婚约仅有道德约束性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那么,婚约就很有可能只是约束了有道德的守约人,对道德低下的人任意毁约反而是一种纵容。既然婚约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订立,当然应该有其法律效力,只是其效力的范围不及人身而已。我国婚烟法对婚约的放纵显然缺乏法理的支持,对因婚约而引发的财产纠纷根据军人与非军人的不同而区别对待,更是缺乏正当性。     

民国时期的婚约制度——以国家法为视角

民国时期婚约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三个时期,各时期的内容大致相同。本文将试图从国家法角度,在梳理婚约制度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论述分析民国不同时期婚约的基本特点。     

婚约及彩礼返还的法律分析

婚约现象在我国特别是农村仍然大量存在,但我国法律未将婚约纳入调整的范畴。文章探讨了婚姻的性质,并分析了婚约解除后财礼的返还问题。     

婚约制度的构建研究

法律对婚约之效力、诉讼主体的确认、彩礼归属、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等诸多具体问题的规定几乎空白,成为司法机关无力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往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严重现象,且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婚约制度将对填补我国婚约立法,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婚约纠纷解决与婚约立法

目前,我国因订婚、悔婚产生的彩礼纠纷不断,婚约纠纷普遍存在。然而,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婚约,遇有纠纷只能依最高院司法解释予以事后调整。法律作为纠纷解决机制,必然要在做到事后调整的同时,也要做到事前指引,这是法本身的要求。婚姻法正面规定婚约与否定社会现实中婚约运作中的不合理同样是纠纷解决,并不因为肯定性规定或否定性评价而阻碍婚姻自由的贯彻。面对订婚的社会事实和法律制度间的不协调,纠纷的频频发生,法律的事前指引比事后调整更为合适。     

从政治文明的视角透视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部门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物品具有无可置疑的公共性。但现实表明,由于政策主体的单一性、缺乏多元化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公共政策时常会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一面。所以如何保证政策的公共性是我国政府必须关注的。从政治文明视角来看,当前我国政策过程中公众参与有诸多阻碍因素,推动公众参与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促进公众参与实现的途径一是培育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创造良好的政策参与氛围,并逐步培养公民政治素质、提高参与技能;二是加快公众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组织化建设,逐步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通道”,保障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婚约“彩礼”返还之法理分析

彩礼作为婚约的伴生物已存在了几千年,我国婚姻法对婚约效力的忽略导致了彩礼法律属性的混乱.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了彩礼返还的3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不一致现象,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彩礼的法律属性做进一步分析,确定其赠予合同的性质.婚姻法应明确婚约无效的规定,为彩礼的有条件返还确立法律上的依据.     

经济犯罪侦查中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街接机制

目前我国经济犯罪侦查中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建设正处于起步、探索、完善阶段,从这一机制的运行效果看,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在关注良好效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罚代刑现象普遍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对经济案件移送的监督缺位等.构建完善的衔接机制必须从多角度来探讨,即经济犯罪侦查中执法衔接的前提、关键及核心.     

中日韩三国青少年权益保护现状比较

中、日、韩三国都很重视青少年维权和相关立法工作,各自建有相应的工作体系。三个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观念,在青少年权益保护方面虽因国情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较相关维权状况,可以为加强我国青少年维权工作提供可借鉴的有益经验。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已较为成熟。建议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增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经济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一致;刑事和解虽与现行司法模式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立法化解。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公平、自愿、被害人优先和不违背法律及社会公序良俗等原则,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作严格限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宜作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只能是人民法院。     

儒法合流给科举制度注入的法律精神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官吏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与法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逐步融合的独特产物.这一制度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制度的特征,彰显出公平、公正、秩序等法律价值内涵.科举制度也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高校教师聘任制政策文本研究

本文通过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依据“可获得性”原则搜集到的47所高等学校教师聘任制度样本，从13个方面比较了具体内容的异同，对我国目前各地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整体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说明。研究发现，各地高校在政策制定上都与国家相关规定的基本精神保持了高度一致，相互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高度行政化、高度集权化的特点。现阶段，我国高校教师聘任制度建设已初步形成体系，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仍然存在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落实聘任制度改革。     

公安院校大学生学习投入现状研究

为考察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对271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不同性别学生学习投入的差异不显著,不同籍贯学生学习投入的差异不显著,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学生学习投入的差异不显著,刑侦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活力、学习奉献和学习投入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刑技类专业的学生,学业自我评价良好的学生在学习投入及其所有附属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学业自我评价较差的学生,理想型入学动机的学生在学习投入及其所有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就业型入学动机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