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

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须为具体行动,在刑事法领域要贯彻法治原则就要化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及刑事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罪刑法定机能及其演变、刑事政策的内涵、罪刑法定和刑事政策的紧张性及其调和,当前刑事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刑罚反制犯罪关系等问题值得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悖而不离的价值辩证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语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悖离"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都证明: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的"悖而不离"。以我国"和为贵"的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为视角对该制度进行理论纠偏与价值辩证,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提供可行的途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当性考察

"宽严相济"是我国司法机关依据刑事法规范和原则制定出来的指导具体刑事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政策。它适用并诠释着相关刑事法规范所欲实现的价值选择与目标追求;该政策吸纳并体现了现代刑法的谦抑精神,符合轻刑主义刑罚理念的发展方向。从整体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又具有制定法上的合法性。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中,在提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如何在刑事司法体系内实现既保护被害者利益又使犯罪者复归社会的理想目的,是当今各国刑事政策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目前,西方学者对刑事和解的探讨方兴未艾.我国的刑事法也涉及到了这一方面的内容,但存在诸多不足,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挥其相应的功效.因此,加强对这一制度的研究,无疑裨益于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对刑事政策的一种宽松选择。在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构建下的社区矫正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建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社会二元社会结构嬗变的必然要求。市民社会是社区矫正的基础。     

论公安机关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张重点在“宽”，而非“严”。面对轻微犯罪大量发生造成的刑事立案总数居高不下，暴力性恶性犯罪愈演愈烈，给“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带来压力，新型的社会越轨行为不断涌现，给公安执法实践带来困扰的局面，公安机关应该在科学界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从执法理念更新、程序解读、实体运用等三个方面探讨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     

刑事政策模式转换的理性抉择——我国刑事政策理性思辨

为了回应社会转型的内在需要,我国刑事政策从国家本位型向国家-社会双本位型转换是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的必由之路。我国刑事政策转型早于社会转型,超前启动,经历了阵痛期和整合期,完成了模式转换的量变阶段,进入了国家-社会双本位的二元结构模式的建立时期。     

反思与重构：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反侦查行为归责机制——以期待可能性为构建基础

反侦查行为的产生是人性使然。反侦查的归责机制可以分为并罚的反侦查、不可罚的反侦查以及从重处罚的反侦查。从重处罚的反侦查行为依据何在？是刑法直接规定还是由刑事政策所引导？若是刑法规定则应遵守刑法的规定,若是刑事政策所引导,那么其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性则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对反侦查归责机制的探讨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如何完善整个刑事法治。从此着眼,需要建立＂国家.社会.人性＂三位一体的刑事政策模式,实现整个刑事法治的人性化引导。     

论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检讨与完善

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经济犯罪不断增长的趋势,采用重刑治理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却未收到良好的社会效应。这源于我国现行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内涵过于狭窄,且过分依赖刑罚的作用。为此,反思现行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并完善其疏漏之处,构建科学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已是刻不容缓。     

论刑事法律观念的转换

转换刑事法律观念,必须批判政治刑法观和刑法工具主义,树立人权保障观;破除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谦抑观;破除重刑主义,树立社会防卫观。而且,要处理好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刑事法制与刑法的关系。     

酌定量刑情节的话语分析及其理性反思

酌定量刑情节制度是刑法理论中应当予以更多观照的制度。酌定量刑情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的必然联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而民意与社会形势是影响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主要因素,因而,在民意与社会形势能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这一论争上,似乎应当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回答,并且也许应该对刑法理论和制度规定作出一定修正,从而给民意和社会形势提供一定的支撑。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

由刑事政策角度观之,民意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抗制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反犯罪功能:通过民意的张扬与表达,可以强化民众的刑事法规范意识;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并保持对犯罪行为的抑制压力;抗制犯罪过程中的民意可以促进刑事政策的相机调整,以更好满足抗制犯罪的需要。但同时,民意也具有非理性、易波动性和非机制化等天然不合理成分。因此,在刑事政策中,对民意进行充分听取,理性审视、合理吸纳、适当引导的扬弃显得尤为必要;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中,又应避免民意的干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刑法的价值与刑事政策角度看缓刑制度的完善

缓刑制度是集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于一体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价值取向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同时也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在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鉴于刑法的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及刑罚价值取向的转变,我国缓刑制度亟待完善。     

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刑法基本原则的道德属性

刑法和道德是社会存在、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种行为规范，道德和刑法之间具有内在牵连，表现在刑法的各个方面，如刑事政策、刑事责任和刑法基本原则等。本文要探讨的是刑法基本原则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即刑法基本原则的道德属性：罪刑法定原则立足于功利主义，罪刑相适应原则奠基于人道主义，适用刑法平等原则是公正精神的表征。     

社会正义与公安刑事执法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与公平正义密切相联的是法律，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公安刑事执法与社会正义相关，从严格执法、追求效率、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四个方面来看，社会正义对公安刑事执法有影响。     

论社会政治因素对刑罚的影响

刑罚是由法律规定的 ,这只是一种表面认识。深入分析 ,在立法之后潜藏着社会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刑罚权是国家政权的派生物 ,刑事政策则直接关乎一国刑罚体系、结构和种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