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风险理论研究的进展及启示

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风险问题层出不穷,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对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由早期描述和解释社会风险问题,转向近期对风险管理和治理的探讨,其中"风险社会"和"风险的社会放大"两种理论阐述了社会风险的定义、触发因素、放大路径,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应对风险的制度机制、风险的社会放大因素、风险放大引发的次级效应等问题。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治理方面,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提出的风险治理框架,侧重于帮助风险评估者和管理者发现和控制风险,为我国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启示。     

微天下

@金融家微博:吴敬琏:中国社会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为由,主张回到集权国家和普遍贫穷经济政策的老路上去;另一端则以"保卫改革成果"为口实,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极端很可能最终殊途同归,通向最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微天下

@金融家微博:吴敬琏:中国社会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为由,主张回到集权国家和普遍贫穷经济政策的老路上去;另一端则以"保卫改革成果"为口实,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极端很可能最终殊途同归,通向最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以色列的社会分裂和国家安全观分析

当下以色列社会存在三个明显的社会分裂现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分裂;极端正统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的分裂;欧美裔犹太人和亚非裔犹太人的分裂。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观也历经了转变,以1979年为分界线,之前主要面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之后则主要面临来自伊朗的威胁。内部分裂会影响到以色列国家的发展高度,对国家实际安全威胁的认知会影响到以色列的周边环境塑造。以色列的内政外交存在相当密切的联动性。     

非物质利益因素对社会矛盾加重与否的影响分析

对于社会矛盾的加重与否和趋缓与否而言,除了物质利益因素有着基础性的影响之外,非物质利益因素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非物质利益因素具有缓解社会矛盾或加重社会矛盾的双重效应。尤其应当关注的是,极端种族主义、极端宗教意识以及极端意识形态等极端精神因素对于较为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更是有着明显的催生效应。极端精神因素的主要特征在于:自认对真理拥有的唯一性;自认对世界的独占性;对外态度的极端排他性;手段的极端残暴性。极端精神因素容易导致社会成员强烈的从众行为以及极端偏执的目标取向,容易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势必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我们该如何相互对待

<正>中国在发展中,要解决太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日益严峻:一些人,一些利益群体、心理群体在公共领域中扩张自己的"权利"和私欲,不断侵入其他公民的权利边界,社会冲突不断。广场舞大妈(大爷)噪音扰民事件就是如此。广场舞在中国,从一线城市到县城,甚至乡镇,都有极为庞大的拥趸。而因为干扰别人休息的权利,一些受不了     

挖向腐败最深土壤

<正>贫穷的背后只要有社会不平等的刺激,富贵的背后只要有特权在支撑,都容易扭曲人性。它们的区别只是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不同——贫穷的人遭受到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剥夺,心理畸变,人性被破坏;有钱、有权的人,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则往往要先压抑自我,付出人性的代价才能获得权力、金钱这些稀缺资源。人性被破坏后,其后果就是人们会倾向干"报复",在心理上、行为上都对自己、他人、制度、社会具有破坏性。穷人因其生活环境和实施条件,破坏可能是指向自己(极端是自杀),也可能是指     

医患冲突的社会逻辑与求解

<正>医患社会冲突内在于两者关系的重新建构中。换言之,他们的社会冲突,不过是体制、市场,以及社会利益群体分化进行"设置"的结果。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身患疾病的人,他们的家属,和医护人员在医院这个社会空间里相遇。大多数时候,他们的相遇平淡无奇,医院保持着特有的秩序—包括医患在博弈能力上并不对等的秩序。但有时候,这种秩序会骤然间被撕破,就像有汽车在十字路口闯红灯引发交通事故一样,医患的相遇,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冲撞。它们构成了剧烈地冲撞人们心理的社会事件,这些年来接连不断地发生,并在公共领域得到传播和放大。     

2013,中国如何变好?

中国社会出了问题,这很多人都能感觉到。百姓似乎更富裕了,但是并没有更幸福,也没有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一些没有钱的人对社会不满很正常,但一些有钱人也对社会不满,干脆移民海外。人与人之间缺乏足够的善意和谅解,空气中充斥着剑拔弩张的味道。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说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之所以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感觉,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调整远     

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

俄罗斯社会学家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 ,极端的贫富差距是今天俄罗斯社会的主要矛盾。它造成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失去信心 ,导致对国家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对子女教育培养的疏忽 ,进而直接成为俄罗斯人口数量和质量危机加剧及社会犯罪现象扩大的温床。能否真正地缩小贫富差距 ,防止社会财富和文化的分裂 ,关系着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进程。     

主动破解改革困局

<正>民主是提前化解、消除社会冲突、避免走向极端,公开、公平、公正的博弈机制,却不是事后包治百病的灵药。"被动民主"需要应对社会动荡可能加剧的危险。在已经结束的全国人代会上高票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     

以规则建设化解社会戾气

规则失范、不合理、得不到执行,是社会产生戾气的重要原因。戾气带来了个人弑弱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并得到了部分舆论的同情、认同、支持和欢呼。要化解社会戾气,责任主要在于政府和强势阶层,压力维稳效果堪忧,应该从规则建设入手。     

危险的信号

刚刚过去的厦门公交纵火案,引发了全国各地对公共交通的"安检"升级。传递的信息是:为应对公共安全日益严峻的局面,整个社会将付出更大的防御成本。防御或许是有点用的。但它当然并没有切入真正的问题。包括纵火者在内的47条人命带来的惨痛教训,以及应该引发的行动,在当前的政治、社会语境中,远不止于此。纵火者不是疯子。把一个身处底层的失败者在公交车上纵火,并和其它人同归于尽视之为没有政治、社会因素的刑事案件显然并不妥当。它更不能简单化地归入"泄愤"、"报复社会"的标签之下。     

阿尔及利亚“排华”风波始末

一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国人认为非洲落后、非洲人"原始",不屑和当地人交朋友,也不愿与当地社会发生太多交集,这不仅容易在沟通时产生误会,且一旦"孤立事件"爆发,也会妨碍彼此的协调解决,更会给某些极端势力和别有用心者提供挑拨离间的机会。     

功利追逐与价值回应

社会对犯罪学的期待正日益功利化。犯罪学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罪因研究正日益受到社会功利化追逐的冲击。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当前，社会需要更具实际功效的犯罪学知识和技能。对原因的研究显然难以回应社会期待。被犯罪学者们追随了百年的学科根基开始动摇。来自于学界自身的质疑日益显现。如王牧教授指出，犯罪学的学科定位应当是研究整体犯罪现象的科学。     

天灾撕裂智利社会不公疮疤

灾后极端事件的原动力是一股被收入分配不公长期极度压抑的社会逆反力量,这种力量借灾后局面混乱伺机释放,撕开了一道长期以来被社会政策止痛结痂但从未治愈的伤口,淌血的伤口向新一届政府发出了比灾后重建更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拯救社会溃败

这是个足以让观察者失去描述能力的时代,时不常就会出一档子事,让人心惊肉跳,让人莫名其妙,挑战人的承受力,也挑战人的想象力。就像徐志摩当年的感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是的,没人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更奇妙的事情。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社会溃败,社会溃败而不是社会动荡才是中国最大的挑战,表现在权力不受约束,潜规则盛行,社会底线失守,强势集团肆无忌惮等。日本青年加藤嘉     

给社会一个疗伤的机会

很多东西"再也不能这样了!"—包括社会治理的思路,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处。中国社会,急需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中国社会能更好地转型吗?很多人都明白:就看未来的5年、10年了。这也是"两会"后,人们的普遍期盼。今天各种社会问题的确不少。它以普遍缺乏信任和不安全感为标志,来到了"是否变坏"的临界点。不下大力气进行"社会拯救"的话,也许会积重难返。     

拉丁美洲的悖论:政治参与的收敛性和社会排斥性

限制拉美地区民主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存在,民主包容理论、民主赤字理论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都不能解释近现代拉美地区不平等性的根源。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分析了拉美地区福利政策的特点,对拉美自由主义的某些缺陷以及一些政治学家提出的"社会民主"的概念作出了批判,解释了拉美特色民主的深层意义,探讨了重构拉美地区社会民主的可能性。     

供需失衡与右翼极化:欧洲社会移民融入困境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社会早期移民参与了欧洲的重建与复兴,较好地融入了本地社会。相比之下,近年来,欧洲社会移民融入困境凸显:在经济上,移民带来的劳动力供给远超本地社会需求,导致移民难以获得较高层次的就业机会;在政治上,随着右翼势力的兴起,移民面临的政治排斥日益增强。面对双重融入困境,部分移民转而与极端恐怖势力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又进一步强化了欧洲社会对移民的排斥,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倘若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由移民融入困境产生的社会问题将难以获得有效解决,欧洲社会总体的发展前景也将变得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