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本文首先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分析总结出“交易性”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基础，以此为基点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存在与发展问题进行讨论；鉴于很多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文章对刑事和解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刑事和解及辩诉交易制度的阐释，本文最后论述了刑事诉讼法的重新定位问题。     

功利与公正:刑事和解实践的理性反思

刑事和解在我国作为犯罪处置模式,具有公权力推进型的政策性导向,由于追求化解纠纷,办案效率等因素,在刑事和解实践适用中存在异化现象。权力机关主持刑事和解的主体多元化,强力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与辩诉交易制度混淆,在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上进行扩张,将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甚至作为控制死刑的手段。理性反思刑事和解实践中的异化形态,应将刑事和解通过法益原则在实体上进行限制,控制在侵犯个人法益轻罪范围内,程序上明确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和解内容、救济途径。     

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

刑事契约是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本质特征。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衡量,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具有诉讼效率方面相一致的积极性,同时也各自存在着在利益保护之上的分配不均。刑事契约一体化是在辩诉交易基础之上,吸收刑事和解的合理成分而系统化整合的结果。     

刑事调解、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在我国适用不同深度研究

刑事调解、刑事和解和辩诉交易在我国司法实践都已存在,但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的适用显然已经被普通民众所认可,而辩诉交易却一直毁誉参半。通过考究刑事调解、刑事和解和辩诉交易在我国适用的不同深度,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探索此种现象背后产生的缘由,对于发现影响我国刑事调解、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的未来走势具有一定意义。     

刑事和解适用问题探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许多人还不甚所了解,在司法实务界尚处于试行阶段。此次刑诉法修正案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专章规定,但过于笼统。文本上的抽象性影响了实务上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探讨引入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区分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调解、案件"私了"之间的不同,以及进一步分析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     

谈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理的改革

文章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的改革重新进行审视 ,认为就目前而言 ,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有两种 :一种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简易程序 ,另一种是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所适用的简化了的普通程序。文章对这两种程序进行了评价 ,认为只有配套改革方能达到理想效果。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同样应遵守中立的原则并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文章还对“辩诉交易”制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美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的法治环境 ,不应简单模仿。     

论辩诉交易制度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刑事司法活动中也遇到了诸如犯罪率不断上升,案件久拖不决,被告人人权保障机制缺乏等世界性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以美国为首的英美法系国家大都规定了辩诉交易程序.通过对国外辩诉交易程序的历史发展、价值评价以及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具体的制度环境为辩诉交易所提供的生存空间的理性思考,有必要吸收和借鉴英美等国的辩诉交易实践,来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程序.     

刑事和解制度实践困境和改革完善--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通过立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即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达成和解的案件，司法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本文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13年以来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为基础，分析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该程序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借鉴，更好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立法目的。     

超越功利：刑事和解适用的泛化与反思

刑事和解在我国作为公权力推进型的犯罪处置模式，伴随着政策性导向，有着强烈的功利性目的。因此在刑事和解适用中存在泛化与异化的现象，刑事和解的主体多元化，公权力过度推进。为片面追求效率强力促成和解，刑事和解与辩护交易混淆，适用范围扩张，将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甚至作为控制死刑的手段。通过对刑事和解的理性反思，应将刑事和解实体上通过法益原则进行限制．控制在侵犯个人法益犯罪的范围，程序上确立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和解内容、救济途径。     

辩诉交易中国化的可行性分析

辨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关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现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用。辩诉交易的积极作用日益彰显，而在我国设立辩诉交易程序也是具有可行性的。不论从价值上还是有文化根源的角度分析，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都具有必性。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确立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在公诉案件中的正式适用。本文拟从论述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入手,以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理论契合为视角,在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层面分析的同时,回应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和解协议自愿性审查标准等争议性问题,并就刑事和解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提出预防性应对措施。     

从程序正义到形式正义——辩诉交易的价值与本土化评析

辩诉交易是认罪答辩简易程序的进一步简化 ,它体现了诉讼目的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到形式正义的现实转变 ,其生命力源于在公正优先下对效率的很高程度的容纳 ,实际价值相当于司法机关的一宗无本生意。我国应借鉴辩诉交易建立辩诉协议制度 ,主要应限定案件范围、确立包括刑事被害人在内的四方主体一致同意规则及设立法官对辩诉协议的审查应进行庭上正式审查制度     

刑事和解的模式及相关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制度。被害人（方）、侵害人（方）和公权机关的相互关系构成倒等腰三角形模式。刑事和解的兴起有其理论基础。它与民事调解、辩诉交易有明显区别。运用刑事和解需要坚持四项原则。     

对新刑事诉讼法中和解条款之反思——以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诸多条款,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是其重要部分之一。但该程序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参与角色方面的问题,角色定位不明甚至互相矛盾,对社会第三方的地位不够重视;其次是和解程序不够明确,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再次对未成年人来说缺失了至为重要的帮教程序。而这些制度层面的问题,既是对刑事和解价值理念的误读,更是应然的和解价值与实然的传统刑法理念相互博弈的结果。     

美国辩诉交易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以其迅捷处理案件而引起各国关注。当前,不少学者过于关注辩诉交易中控、辩、审三者的功能。辩诉交易似乎被想当然的认为与被害人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制度。可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中已经越来越注意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这对于保障被害人的索赔权利、程序参与权、发现交易的事实性基础和实现恢复性司法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被害人角度看辩诉交易

利益衡平、对犯罪重在预防、公正与效率相协调、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是构建辩诉交易应有的理念。被害人应作为辩诉交易的主体享有广泛的辩诉交易权。国外辩诉交易存在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应强化被害人作为辩诉交易主体的地位,扩充其辩诉交易权。有被害人的案件,非经被害人同意辩诉交易无效。     

论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司法所特有的,是英美等国家处理大量刑事案件,提高诉讼效率的一项重要制度。分析辩诉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和适用条件,有利于讨论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提出构建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路。     

中国式辩诉交易程序之确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犯罪率不断上升 ,刑事案件越来越多。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导致了刑事积案与日俱增。为了及时处理积案和集中力量查处大案 ,美、德、意等国家的法律规定了辩诉交易程序。从中国国情出发 ,本着“洋为中用”原则 ,研究确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 (亦即轻罪案件书面审程序 )。     

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之可行性探析——制度设计与立法完善

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真正得以贯彻实施，必须要在自愿和解等原则指导下对适用和解的前提条件、案件范围、基本程序及对和解的处理方式等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并且要在刑事立法方面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以保证刑事和解的适用拥有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     

辩诉交易制度透析——兼论我国的“普通程序简化审”

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源于对抗式诉讼制度的固有特点及其附带的诉讼风险,同时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的合理定位以及现实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也促使这一制度被采用。美国对辩诉交易制度作了严格限制,但这一制度在运作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中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小,司法审查的严格性较强。特别是意大利的辩诉交易针对的只是轻微犯罪案件,这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我国的“普通程序简化审”符合辩诉交易的一般内涵,但其适用范围过宽,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不适用该程序,对于认罪者的从轻处罚幅度应由法律明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