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兹的法律权威论

渊源论和法律权威理论是拉兹法律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者是其法律分析理论的基本立场 ,而后者则是他研究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结合点。他提出了服务性权威观 ,认为权威的作用应该在于为被统治者服务 ,法律的权威作用则在于仲裁与媒介。最后 ,本文分析了拉兹法律权威论的政治伦理与道德价值背景。     

拉兹的法哲学趣向——将法律实证主义导向实践哲学

约瑟夫.拉兹是法律实证主义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研究法律时,他除了继续保持实证主义传统、使用法律实证主义惯用的分析方法以外,还试图用新的方法来替代早期的分析法学家们广为使用的方法,并使用新的哲学理论来改造法律实证主义。他的法哲学思想表现出的一个重要趣向就是：将法律实证主义导向实践哲学。这一趣向贯穿于拉兹法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是理解拉兹法哲学思想的关键。     

权威命题与法律理由的性质:一个反思性的评论

法律理由的排他性与内容独立性是支撑权威命题的基础,也是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与其他法哲学流派相竞争的根据。Wilfrid Waluchow、Heidi Hurd与Larry Alexander对法律理由性质的批评都不足以推翻法律的排他性,但排他性并不必然产生义务,因此既要坚持以法律的制度性为基础的实践权威的特征,又要改进权威合法性的证成模式,使得权威理由能够产生服从的道德义务。法律的规范性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证成问题,民主参与的因素可以把实践权威的排他性与行动者实践推理的内在性结合起来,从而权威可以使服从者产生服从的道德义务。     

法律实证主义的强立场——兼评拉兹《法律的权威》

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拉兹认为有效法律的鉴别标准完全排除道德论证,这就是拉兹的渊源论.渊源论表明所有的法律都具有渊源,渊源论的论据来自权威论.权威以理由为基础,是改变行为理由的能力.法律也要主张权威,法律主张合法性权威是它的一个本质特征.权威性理由是排他性理由,排除了道德因素的可能性,权威论支持了渊源论.权威论受到了来自包容性实证主义者和德沃金的批评,他们的争论共同推进了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研究.     

论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威理论

一直以来,法律权威问题作为一个潜在话题存在于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问题的争议中.法律实证主义者在为法律权威寻找经验性基础的过程中,发展出三种不同的权威观,即奥斯丁的强制性权威观、哈特的内在面向权威观与拉兹的服务性权威观.三种权威观体现了法律实证主义权威理论的三个特点,即法律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权威,从外在面向权威观到内在面向权威观的转向,以及法律权威事实面向与规范面向的结合.     

法律权威的可能性——关于国家与法律的规范分析

法律能否主张权威？这既是法哲学思考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政治哲学中的难题。本文通过深入当代西方实践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借助分析与规范的方法,以行动与理由的解释核心,阐释权威概念的哲学内涵。借助法哲学家拉兹给出的权威的服务观念,证明法律能够主张正当权威,但是法律的权威并不是道德性权威,法律的权威性并不能产生服从法律的一般性的道德理由,因此不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本文试图通过以法律权威的探讨为主线,借助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国家与法律的含义做出规范性的解释,来廓清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中的权威难题。     

司法判决中的实践理由与规范适用——儒家“原情定罪”整体论法律推理模型的重构

司法推理中的核心问题是法律规范适用。传统法条主义将法规范适用看作从整体到个别的涵摄过程,也就是将一般的法律规范适用到特殊的个案中。从实践推理的角度来看,法条主义涵摄模型预设了理由原子论的看法。这种原子论模型认为普遍的法律理由具有超越具体个案和语境的不变功能。与此不同的是,以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古典儒家思想家提出经权与原情定罪式的实践推理模型。该实践推理模型着眼于个案情境本身的性质,以此决定规范适用的具体方式和最终适用结果。嫂溺援手和误伤己父这两个儒家的典型案例表明,原情定罪一种理由整体论的实践推理方案。理由整体论否认规范背后的理由具有超越个案与语境的不变功能。在司法判决中,理由整体论主张个案的具体属性才起着决定性作用,最终的案件判决取决于可适用于个案的不同考量因素(情节)及其复杂功能与结构。     

法律的自恰、权威与正当——《法律的概念》批判性阅读

解读《法律的概念》具有三个内在的思考线索:法律存在的条件是什么?法律起作用的条件是什么?法律具有正当性的条件是什么?而这正是通过《法律的概念》构筑三个命题来实现的:社会事实命题、实践权威命题、承认规则命题.分析这三个命题的具体内涵,并批判性的指出作者在构筑这三个命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

现代国家无不提倡依法治国,民主法制,而且法律要求具有无限的权威。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法律的权威来自何方呢？无论是古代西方的神权理论,还是古代东方的王权、专制都不能在当今这个科学、民主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唯有人们从内心真正的对法律产生信仰,才是法律具有权威的原因。法律只有具有权威,才表明我们在法治进程中完成了第一步。     

权威与法律的性质

约瑟夫·拉兹在法律性质上的核心看法是,法律必然主张自己是正当权威。但是,由于要在概念上区分权威与纯粹的暴力,所以权威必然是规范权力,而不是物理力量。但是,法律作为事实权威,如果它是规范权力,那么正当权威在概念上就不成立;反之,则事实权威无法区别于暴力。另外,权威所要求的断然性,使得行动者必须以遵从来回应法律的要求,但遵从和一致在外观上无法区分,这就必须动用法律观点,也因此就会区别官员与民众,从而整体上改变拉兹最初的理论设想。     

实践理性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基于“实践法律观”的一种补充

当前在疑难案件中,法律的正确适用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法律观＂的差别,使得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从学术史及方法论角度看,学者们处理疑难案件有各种方法,但最终都依赖对＂法＂的正确认识及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的澄清。只有在个案事实与规范的融贯中,在实践理性理论框架内,通过类推等方法,发现、鉴别法律规范才能使疑难案件得以恰当处理。     

The Problem of Law's Authority: John Finnis and Joseph Raz on Legal Obligation

Law and Philosophy -     

亲权、法定监护、法定代理之界定

亲权作为身份权的一种,是父母基于身份关系对未成年子女所生之权利,原则上不得由他人代为行使,但日本民法第833条和第867条则有例外规定,即父母均为禁治产人时,其亲权应由父母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法定监护是监护的一种,它归于民事主体制度,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进行的监督、保护等民事活动。立法例上,一些国家既规定亲权又规定监护,而另一些国家只规定监护。法定代理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进行的代理,它兼具民事主体与民事法律行为双重内涵,是各国法律均予规范的内容。民法理论上,亲权、法定监护和法定代理三者之间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牵连与叠合,同时又具有严格的界限和适用范围,它们对民事法律制度的协调与完善起着互补作用,是民事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生长的动因分析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生长的动因既存在于客观的社会环境之内,也存在于主体的内在需求之中。概括起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生长的动因可归结为外部动因、内部动因和主体动因三类。而动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着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生长。     

法律技术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现代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功利化趋势日益明显,对法律专业学生在法理造诣和法律技术上有着等质的要求。精通法律技术并能够运用法律技术服务于社会,是社会衡量和取舍法律人才的基本标准。这决定了法律技术培养在法律专业教育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制约着整个法律专业教育过程。法学教育应当围绕着培养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一中心来进行。而为了适应培养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机制和模式进行改革。     

权威命题与来源命题——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的一种论证理路

来源命题(the sources thesis)指的是法律的存在及内容完全是一个社会事实问题,拉兹用来自权威的论据(即法律必然主张合法性权威)来论证这一命题。同时拉兹也以权威论据批判德沃金的融贯命题和Coleman的道德安置命题(moral incorporation thesis),并最终表明,来源命题是唯一与权威论相符合的理论主张。     

司法权威·法官规训·制度网络——对法官角色的一种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充当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而实现良善的治理效果却是以"治理"法官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对法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知识规训、体制规训、道德规训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的,而我国传统家国式的治理模式,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法官不仅没有获致应有的权威性,而且治理法官的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当前我国应该通过多重规训机制的综合来逐渐调和司法职业化与生活化、法官精英化与法院官僚化之间的现实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