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政治学：国家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调用

知识被视作现代社会构建及其运行的核心要素,相对于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而言,知识政治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缺少具有学科自觉的纲领性议程,理论脉络零散而缺乏基本共识;另一方面讨论层次偏重于实践性方案,未能对丰富的知识现象形成政治逻辑层面的总结。国家治理既要对不同主体的知识类型进行整体性考虑,又要根据不同知识类型的异质性特征设计针对性调用方式。根据调用目的与情境的不同,国家治理的知识调用逻辑可以分为合法性逻辑、适应性逻辑、确定性逻辑与回应性逻辑,这四种逻辑在优化治理过程与方式、提升治理目标与效果的治理需求中有差异性体现。知识政治学需要明确知识在治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尤其需要把握数字时代知识政治丰富的研究机遇,为解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历程、成因与经验

建国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从全球卫生治理的受援者转变为当前全球卫生治理的引领者,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背后是国家外交战略的指引、国内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实现的角色转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提升国家实力是中国在全球卫生领域实现角色转变的基本前提,秉持团结合作是实现角色转变的先进理念,注重卫生援助是实现角色转变的重要手段,坚持多边主义是实现角色转变的最佳路径。通过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卫生治理,中国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卫生软实力的提升与大国治理责任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人道主义与全球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事关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并且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国际冲突形成叠加效应。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当地人民的困难,为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争取时间、提供条件。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启动了多项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国际抗疫合作与全球卫生治理需要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提出,团结合作抗疫,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价值,也是全球卫生治理的目标和希望所在。     

政治光谱下的知识——一个知识政治学视野下的研究

无论是人与大自然之间,还是统治者与受治者、领导国与依附国、执政党与在野党、乃至团体之间和个人之间．一切统治均奠基于统治者的知识优势。在政治光谱的照耀之下,知识得以露出其权力的面目。知识既建构了知者-被知者、知者-无知者、新知者-旧知者等权力关系,又重塑着统治者-受治者、敌人-友我、本族-外族、上司-下属等政治身份认同。知识既是权力的眼睛,也是权力的灵魂;它既行使权力,也创造权力;无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还是其创新与发展,都遵循政治争斗的权力逻辑。因此,一部人类知识史．乃是知识权力化与权力知识化相互激荡的历史．由此阐明知识与政治的血肉关联、澄清知识的政治本质与政治的知识基础．乃是摧毁一再夸耀政治中立、价值无涉之纯粹知识神话的捷径。     

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国际机制间互动——以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例

在全球治理领域,机制之间的互动在所难免,同处全球层次也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国际机制之间的互动则以合作与竞争为主要互动模式。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两个重要的参与机制,两者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合作与竞争。在传染病专项应对、卫生长效机制建设和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等共同目标上,双方建立起密切的合作;而在涉及机制自身发展利益的议程、模式和资源领域,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双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使得全球传染病应对能力得到提升,国家基础卫生能力状况能力也得到改善;同时也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了不良影响,削弱了世卫组织的领导地位,提倡建立机制间常态化的协作型互动模式。     

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角色与路径

卫生议题正处在当前全球治理的突出位置,其核心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作为新兴负责任大国,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成为日益重要的引领者与公共产品供给者。中国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多元路径实现供给,国内与国际逻辑趋于统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但在供给体制、产品结构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中国卫生外交需着眼于全球治理趋势,立足于自身实力与责任,通过提供更多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来推动全球卫生领域的良好治理,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与治理手段提升——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新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昭示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维稳"向"维安"转换,具体体现为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取向由被动式"防止社会暴乱"向主动式"保护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这种治理逻辑转换要求国家安全治理方式和手段全面提升,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化方式向集成化方式提升,对立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从而将新国家安全观落到实处。     

和谐世界：中国式的新全球治理观

“和谐世界”新全球治理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当今国际局势、全球问题、人类命运和理想目标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追求。它是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反映,代表了中国全球战略的最新发展。本文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为蓝本,对“和谐世界”新全球治理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内涵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和谐世界新理念是中国式的新全球治理观。     

知识政治学视域中权力的形相分析——从曼海姆、布迪厄到后现代

自现代以来,知识与政治的结合越来越密切,知识与权力的联系与互动形式不断变化。曼海姆通过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知识社会学分析,认为二者的区分是权力的作用的结果,而弥合知识与社会疏离的唯一途径是文化的民主化;布迪厄通过对知识场域中权力资本及其惯习的深入分析,指认政治力量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而以福柯和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学者则通过揭露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及其规训和统治社会的实质来批判知识的话语霸权。     

政党外交：一种新兴的全球治理模式

在全球治理中,政党外交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明确的价值取向,难以形成“全球意识”,而全球性问题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性,因此二者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党外交侧重于“参与”、“谈判”和“协调”,是一种“软治理”,缺乏诸如民族国家支撑的权力体系,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因而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先天不足的弊病。     

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性：延续还是变革

全球治理往往被看作"没有政府的治理"。但世界政治的现实表明,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从来都是核心行为体。从历史经验上看,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有三种路径:多边治理、单边治理和网络化治理。多边治理无论从历史起源上还是从现实运作上都是由大国主导的,单边治理更直接地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网络化治理只是通过扁平化的形式掩盖了网络中隐含的权力结构。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更加强化,多边治理、单边治理和网络化治理中的国家性都更加凸显出来。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家性的增强是大国间战略竞争加剧、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优势彰显、国内不平等扩大、民族主义复兴和强人政治回归这些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包容—竞争”视角下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的效用分析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层出不穷和日益复杂化,某些治理领域的国际机制数量显著增加,导致机制间出现功能重叠和资源竞争,国际治理机制的效果随之受到影响。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常因未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而备受批评。然而,因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存在治理目标相似的“包容—竞争型”治理关系,故提升此领域的治理效用颇具现实意义。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是全球卫生治理的核心组成,其治理水平关乎全球卫生治理的成效。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需对接、卫生治理机制间的关系、制定统一卫生标准与规则的能力以及能否持续提供专业知识与信息等均可用来衡量联合国卫生机制的治理效用。在此基础上,拓宽获取资金的渠道、以内部改革凝聚卫生治理合力、协调相关机制间关系等举措,有助于提升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运转的有效性。     

全球治理走向区域治理?——关于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思考

全球治理失灵的窘境正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全球层次治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区域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区域治理的长足发展,区域治理在功能和结构上体现其全球治理价值,全球治理出现了区域转向的态势。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来源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动性的增强,由于二者间存在治理客体、目标与机制的通联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良性互动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区域转向的核心目标是寻求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区域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不意味着完全走向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存在着本体差异性与内在矛盾性,二者不能完全重合与互相取代。在区域转向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矛盾性也会加剧全球治理的危机,因此需要把握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与限度,注重这一过程中的法度,保障这一进程不脱离全球治理的目标与方向。     

找回国家：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凯旋

曾经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似乎告一段落,被寄予厚望的全球治理呈现出一些内在的缺陷。国家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的舞台中心。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尝试"找回国家"的阶段性成果。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曾经失落,驱使人们集中思考超国家建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对17世纪中期以来生成的民族国家体系来讲,是一种有益的超越尝试。但国家远未出尽内在能量。其实,无论在对内还是对外功能上,国家是最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建制。随着"国家第一""国家再次伟大"之类口号的提出和付诸实施,以及国家以各种形式重建其强大动能,国家的凯旋已经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事实。国家归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趋同现象,但国家是否因此而复兴,仍然未可预期。     

基于全球正义视角的全球治理规制重建

全球治理赤字所直接反映出来的是全球治理能力无法有效回应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这一无情国际现实,深层次还反映着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着严重的规制失效。要想有效地消除治理赤字,实现全球的善治,重要的任务便是进行规制的重构。基于强的治理理念和全球正义的主张,全球治理的规制重建则需要努力搭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架构,以全球财政和全球武装为未来方向改革和强化联合国的制度安排,还需积极构建相互支援的全球治理机制,实现全球性治理机制与主权性治理机制、区域性治理机制、领域性治理机制的接纳和融合。     

生态社区治理中知识元素的作用机制：基于SECI模型

对生态社区治理具有重要价值的知识元素,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和研究。借助经典的SECI模型,阐释生态社区中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循环转化;结合我国城乡社区的代表性案例,考察生态社区治理实践中知识的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和内在化过程,可研究归纳出知识在生态社区治理中的三大作用机制,即在生态知识体验学习中塑造微观个体行为,在生态知识网络联结中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以及在生态知识循环创造中完善生态文化制度。准确把握各类知识的转化过程,合理发挥生态知识的作用机制,是加强生态社区治理能力建设乃至拓宽生态文明制度空间的重要路径。     

“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虽然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但是“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通之处——高度关注发展问题。“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的博弈格局。随着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大幅上升、影响力空前增大,一种非西方的世界潮流也在重塑着全球治理价值观,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将承担越来越多责任、发挥越来越大作用,以更加有效务实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行稳致远。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挑战与机遇

当前席卷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肆意投机和无序流动的必然结果。它揭示了主导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基于它的放任型经济制度与政策,在缺乏必要和有效的国内制约与全球治理的情况下,产生的巨大破坏性后果。全球金融危机鲜明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与治理全球化之间的不对称。原本发育滞后的全球治理不得不面对此次危机为之带来的新挑战,但金融危机也使世界各国认识到,着力构建一个合意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使跨国金融活动开展全球协同治理的共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构建一个合意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了某些新的机遇与可能的出路。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