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持有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有关毒品犯罪的重要罪名。人们对非法‘特有”的内涵与外延、行为人认识错误的法律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数量标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数形态、共同犯罪等问题研究的还不够深入。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可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浅析违法性认识错误

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客观存在的情况之一,直接影响到犯罪的成立与否、成立形态,并最终影响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承担。我国刑法学界对违法性认识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争论也较为激烈。违法性认识独立于犯罪故意、过失,但可能阻却责任。     

论法定犯出罪机制的建构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自然犯,法定犯出罪更难.探究背后的原因,实体法上缺乏针对法定犯完整的出罪体系,导致法定犯出罪渠道不畅.鉴于此,应当以刑法谦抑性作为法定犯出罪的指导理念,以犯罪概念与法定犯的独特性为基础,在坚持犯罪认定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基础上构筑针对法定犯的层层阻却出罪体系:刑事违法性阻却——社会危害性阻却——应...     

犯罪定量因素与主观罪过关系论纲

行为认定为犯罪的过程中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对客观的犯罪定量因素具有认识;这一认识首先是事实层面的认识,事实性认识是基础,其次才是规范性、评价性认识;这种事实认识应该以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为基础进行判断,不能凭借社会上的一般认识水平予以推论。犯罪定量因素认识错误属于刑法中事实错误的范畴,司法处理应当遵循具体分析的原则,对积极的认识错误根据"具体危险说"加以判断,对消极的认识错误在能够排除过失的前提下一般可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命案追问：期待可能性在中国法治命运反思

基于刑事司法中种种利弊得失作总体考量,结合学者有关重塑中国犯罪论体系的主张,可考虑在刑法总则的排除犯罪事由之外,增设特定的、因为适法期待不能或适法期待可能性较小而启动的“阻却责任事由”或“减轻责任事由”,即将期待可能性设定为法定的、非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或减轻责任事由。     

我国刑事责任归责原则体系论纲

刑事责任归责原则体系是指刑事责任各归责原则 所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系统结构。我国刑事责任归 责原则体系应为二元归责体系,既包括罪过责任原则,也包 括严格责任原则。罪过责任指在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时,除了要有危害结果外,还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罪过, “无罪过则无犯罪”。严格责任,作为罪过责任的例外,不同 于复合罪过与客观归罪,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尽管 其主观罪过形式不明确,但造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人 对此亦要承担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中的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

认识错误的认定关系到行为人的罪过形式和刑事责任,以及犯罪的既遂与未遂。我国目前适用的刑法无认识错误的规定,在旧刑法制定和新刑法修订过程中,学界曾提出过许多关于认识错误问题的理论案,但是没能被接受。借鉴外国刑法关于认识错误的理论,立足本国刑法基本理论以及刑事司法实践,集中探讨我国刑法中的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理论的现状、缺陷并提出立法建议。     

关于在我国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的探析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引起环境犯罪是客观的必然,我国应将严格责任制度引入环境犯罪中。所谓严格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特定行为,而不问主观罪过或者主观罪过形式不明确仍然构成犯罪的刑法制度。将严格责任制度引入环境犯罪是完善我国环境刑法立法及司法实践之必要,有利于弥补过错责任之不足,有效地防止和制裁环境犯罪,体现刑法的功利与公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含义和收购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如何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解释如下：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     

非法侵入住宅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一种，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本罪的主体包括一般主体和主体中的司法工作人员。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居住自由权利和住宅安全。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指既未经住宅主人同意，又无法定依据而闯入他人住宅。经住宅主人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他人住宅的，也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论。《刑法》第245条第1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第2款规定：““司法工作…     

论司法实务中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以财产侵害类案例为视角

目前,司法实务中处理醉酒型犯罪时存在不问嫌疑人犯罪前醉酒原因,不看犯罪时和犯罪后嫌疑人的客观表现,将醉酒行为直接等同于犯罪的主观故意,以及客观归罪带来定罪不准确和罪责刑不相适应等问题。尤其是醉酒型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涉及财产侵害领域类的案件相对罕见,尚未形成成熟的定罪量刑模式。对此,可以借鉴危险驾驶罪、袭警罪、故意伤害罪的推定方法和认定标准,充分结合醉酒程度、普通人标准以及客观性证据,准确把握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     

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威及认定

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大要件：一、犯罪客体是公民个人信息的隐秘权；二、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三、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四、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还应严格把握罪与非罪以及与他罪的界限。     

略论P2P网贷非法集资刑法认定标准的修正

疯长后的P2P网贷深陷清退。虽然清退政策有利于净化金融市场，但部分爆雷平台仍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司法实践中，平台涉嫌非法集资的风险主要源于资金池、自融自用及不适格借款人三方面。但归根结底，这源于传统的非法集资刑法认定标准存在问题，主要包括互联网金融政策与司法适用扩大化的矛盾、定罪量刑标准设置不当、刑事处罚配置失当等。故建议通过对非吸犯罪中“非法性”、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进行限缩解释、提高可量化的客观刑罚标准、加强财产刑的司法适用圈等，进一步修正非法集资的传统刑法认定标准，更契合P2P网贷良性发展和服务经济的深层需求。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论转向和规制边界——基于限缩解释论的立场

未成年人因身心发育尚不健全导致其合法权益易遭受不法侵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设立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但本罪在具体适用方面存在潜在的扩大化趋势。基于限缩解释论对本罪的理论基础和规制边界进行限定,通过对立法背景和相关案例的分析,建议在性犯罪的基础理论——性同意理论基础上补充性剥削理论,以此揭示本罪的实质特征。需要界定特殊职责、实行行为和其他出罪事由,以此进一步完善本罪的司法适用,以实现未成年人权利自由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     

从法理到规范:危险作业罪的法教义学分析北大核心SSCI

危险作业罪入罪可归因于公共政策和积极刑法立法观的推动。该罪的行为方式可概括为违反行政安全管理监督命令+三种行为之一+现实危险,理解时需要把握关键要素。从立法上而言,危险作业罪缺乏注意规定和类型性或兜底性条款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另有原因。从司法上而论,危险作业罪可以作为预防责任事故类犯罪的前置罪,但范围不能扩大到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领域。判断“现实危险”必须结合危险作业领域是否处于容易引起灾害发生的客观环境因素考量。危险作业罪和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是危险犯和实害犯的关系,但不存在法条竞合。它与危险驾驶罪是牵连犯的关系,与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危险物质罪)是想象竞合犯的关系。     

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体系地位界定研究

在肯定违法性认识属于归责要件的前提下,对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进行体系定位并非毫无意义,其涉及阻却刑事责任的理由根据。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在我国应当被列为超法规的责任要素而非故意要素。一方面,故意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由于存在本质的不同,应归于不同层次;且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故意中与我国当前刑法第14条规定并不相符;另外,故意说对规范责任论的误解等都说明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故意中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虽然在四要件中难以寻求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所依存的责任要素,但在犯罪论体系修正呼声高涨的背景下,修正现有刑法体系实有必要;同时,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纳入到责任要素,不但不会导致放纵犯罪,相反还有利于预防犯罪机能的实现;此外,将其纳入到责任要素中,有助于对法定犯中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解决。     

生产、销售假药罪司法实务疑难问题探析

本罪中“假药”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来认定。“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判断标准必须从关于具体危险犯的具体危险的判断的相关理论出发，基于结果无价值的立场坚持客观说，从实质上进行判断。对无生产、销售药品资格的企业生产、销售药品行为的定性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间接故意。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践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从构成要件该当性、保护法益侵害性、刑法介入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层进式分析，应当认定居间介绍盗窃者与被害人买卖赃物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合并进行诉讼，能够在全面把握共生犯罪的同时查明派生犯罪的前提性事实，准确认定犯罪，防止出现撼动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达到50万元以上理解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界限

刑法规定的盗窃罪与侵占罪都是侵犯财产的犯罪，两罪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都是相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犯罪客观方面表现形式不同和犯罪对象上不同。由于这两罪有上述相同之处，加上刑法在未修改之前，凡是侵占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都是以盗窃罪类推处理。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颁布的新刑法第２７０条专门规定了侵占罪，所以，凡是侵占他人财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就应以侵占罪论处。现在，新刑法实施两年多以来，难免有时混淆这两个罪的界限，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司法实践，如何在刑法教…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

法定犯时代下,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风险逐渐升格,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理论地位受到动摇,刑法制裁体系相应地吸收了积极刑法观理念,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入罪门槛,而社会整体评价体系中却缺乏相应的轻罪或微罪评价模式、犯罪分层意识,从而导致刑法附随法律责任引发实质意义上罪责关系的不协调,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同“以刑制罪”对“从罪到刑”的罪刑关系的反思,在意图限缩刑罚的法益理论逐渐沦为为刑法扩张“背书”的情况下,对犯罪附随法律责任的重视能够促进法益判断标准的实质化,从而有利于促进立法批判机能的实现,也能对保安处分科学化和刑罚“双轨制”发展有所裨益。基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论证逻辑也应该对附随后果的逆向论证逻辑以及定位做出限制,同时提出犯罪人处遇重构、引入复权制度等具体举措,以期达到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责任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