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的重新定义：文化话语与“抠组”青年消费实践

已有研究大多从家庭视角或消费文化视角探讨节俭行为的塑造过程，却忽略了传统与当代文化话语互动的作用。文章通过对16位“抠组”青年的半结构式访谈，借助“工具箱”理论对文化话语在“抠组”青年建构节俭理解及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传统节俭话语与当代多元文化话语共同作为文化资源，参与到“抠组”青年节俭消费的建构过程中。传统与当代话语间存在着融合与背离两种关系，不同关系塑造了不同的节俭理解和行为。研究也为进一步理解转型社会中消费行为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转型期中国媒介文化的困境与重建

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中国文化和相应领域的媒介文化,不论在实践模式还是理论精神上,都面临着种种冲突和裂变。而媒介承担了社会象征形式生产与传播的主要功能,意识形态的战场也逐渐以大众媒介为中心展开。中国媒介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在场",对我们汲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同时保持中国文化独立性,增强我国的文化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     

后现代的文化工业——斯科特·拉什全球文化工业理论评析

斯科特·拉什在批判经典文化工业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动的民族志方法研究一系列媒介文化产品的跨地域变化,提出全球文化工业理论,其核心命题是媒介的物化和物的媒介化.拉什全球文化工业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后现代多元差异理论,其致命缺陷是建构了一个生产社会与符号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对全球文化工业缺乏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反思,并忽视了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对全球文化工业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影响.     

以“可沟通城市”理念推动红色文化传播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文化传承和社会认同的价值诉求。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对于坚定“四个自信”、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城市作为一种媒介，与红色文化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互为同构、互动互促。“可沟通城市”理念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等路径，可以有效实现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数字机制与趋势

数字技术重新定义了文化传播的主体与时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泛的传播主体和广阔的传播空间。技术民主化逻辑推动着传播主体的大众赋权与传统文化的全景呈现。传播时效的即时性、碎片性、恒定性，形成了传统文化的“碎化-聚合”机制和无限长尾效应，也创造出基于数据库的传播新趋势。线上线下交互传播进阶为虚实融合、人机融合的沉浸场域，而元宇宙作为极致的沉浸形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超时空传播带来无限预期。     

跨文化语境下“星巴克”的符号消费与迷文化生产

全球化的进程伴随着商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冲击。新的媒体环境则为其提供了充分的呈现空间。“星巴克”，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咖啡品牌，屡屡成为贸易与文化领域关注的焦点，引发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中的争议，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重案例。在当前的全球化贸易背景下，“星巴克”通过体验式营销和新媒体互动，不断创造其庞大的迷群，形成壮观的文化消费现象。     

对全球化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的理性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当今时代所面临的重要生存际遇期，自觉认识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的本质，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与我国民族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取长补短，弘扬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反对“文化霸权”；理性对待全球多元文化的冲突与整合；积极回应全球化潮流，发展民族先进文化，对提高我国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网络空间的“人设”泛滥及其社会文化症候

近年来，网络空间“人设”泛滥现象日益突显。“人设”在社交媒体技术、平台资本和消费文化的叠加效应下，已全面渗透到人们的休闲娱乐、文化和日常生活世界，并显现出异化趋势——背离自然表演和真实自我的本义，成为奇幻的“人的景观”。同时，“人设崩塌”的戏剧性媒介展演也层出不穷，引发网络狂欢和社会情绪震荡。本研究从“多重自我”“虚幻自我”和“物化自我”的三个维度来阐释“人设”异化的新媒介表征，并将网络“人设”泛滥的“超级媒介奇观”作为一则“社会性寓言”予以文化的症候式解读，以揭示媒介化“人设”的泛滥对人的自我、社会文化交往和公共生活所造成的危害，由此提出对网络文化生态的治理之策。     

解读怀旧文化

本文探讨了怀旧及怀旧文化的内涵、特征及成因,并从"上海怀旧"的文学文本对怀旧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逻辑进行了探讨。怀旧文化的兴盛借助了当代大众媒介迅捷而广泛的传播能力;通过传媒所建构的社会知识和影像,给身处现代文明中的大众以认知、抚慰和消费。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上海怀旧"一方面影响着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与行为,成为人们浸润其中并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更深的意义上,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焦虑的象征。     

大众传媒:军营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和传播文化的载体，大众传媒在加强军营文化建设方面具有突出的特点和独到的优势：营造浓厚的“文化场”，让官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政治思想水准和科学文化素质；发挥导向作用，帮助官兵在复杂多元的文化现象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对军队文化建设工作实施有力有效的指导作用。真正做到如此，关键取决于领导的认识到位和媒介工作者文化自觉的增强。     

仪式观下的网络社交与传统文化传播

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使传播学研究从“信息传递”、“传播效果”的狭隘视角中跳脱出来,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1],通过意义符号的传播,一个维系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得以建构[2].人们的传播行为借以不同的媒介技术得以进行,媒介技术也在影响着人们对传播的认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同时,媒介和文化是合而为一的:一方面,媒介技术本身就是人类的文化产物;另一方面,文化通过媒介技术得到展示.     

英国多元文化环境中关于青年和公民身份的探讨

在欧洲和西方各国，有关多元文化的讨论对其国家和地方的公民政策有着重要影响。青年所处的阶段既是一个向“成年公民”过渡的人生阶段，更是一个通过日常生活获得公民体验的身份概念形成阶段。主流社会对于“青年”、“公民身份”的讨论将重点转向了质疑多元文化所带来的问题，政府据此将政策由促进多元文化转向了关注“共同体凝聚力”，而这种否认“多元文化”的措施，不仅对多元文化本身带来冲击，也不利于社会融合的形成。     

数字创意产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全球—地方”创新

在新一轮的“全球竞合”议题从文化软实力转向数字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建构“全球—地方”互动的数字创意产业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主题下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能级。“全球—地方”互动启示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应当通过文化资本、数字资本以及多行动主体等资源要素在本地与非本地之间互动与重组，遵循对外建立文化关联又需强化本地文化创新的理论逻辑，在基于本我的历史性成就与立足全球的现代化创新的协调中把握文化自觉视角下的中华文化价值，在明晰自身定位、强化核心实力的基础上创想文化自信视角下的中华文化故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纲领下迈向文化自强导向下的全球文化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分析

社会文化生态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处于变近过程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在多元价值要素复杂互动的作用下所显示出来的整体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不是静止状态，而是在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互动中持续进行着价值内容的更新，通过价值内容的更新，文化生态得以不断展现出新的性质和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价值多元。     

网络青年亚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

网络作为当下最普遍最热点的传播媒介，深刻地影响着当前及未来的世界，并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青少年是网络传播及使用的主体，80后90后的青少年更是从网络中成长的一代，网络深深渗入其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少年所创造，通过网络这一媒介表现出来，相对于网络主流文化而言的文化形式，以其边缘性、颠覆性、叛逆性吸引着广大青少年的参与，并成为网络文化与青年亚文化所结合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因其传播的广泛性、内容的叛逆性及超前性等特点，让大批商家看中了其中隐藏的商机，并通过生产再创造的方式，使网络青年亚文化转化为实际的可供消费的物质形态，从而形成一个创意产业链。     

消费主义时代中国传媒的文化表现

根据“传播与文化同构”的原理,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均是特定时期的文化表现;尽管媒介的发展遵循政治、市场、技术、历史等方方面面逻辑,但其中内在的逻辑是文化逻辑。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浮现的消费主义社会。消费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新闻事业领域的开放与改革,起源于西方社会尤其是战后美国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正在渗透中国城乡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国传媒的发展顺应着消费主义文化逻辑,表现出四个特点:平民化(大众化)、生活化、时尚化和全球化。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出了中国传媒文化应该具有的价值取向:反抗奴役与异化。     

陌生人社会视域下的社区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社区成员的互动模式逐步由“熟人社会”转型为“陌生人社会”。在自治、德治和法治有机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和面子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探究新时代社区文化建设路径，需按照“一核多元”的思路，重构新时代人情和面子的文化内涵和运行机理，着力营造和谐社区文化氛围。     

传播学视角下的电视媒介文化反思

本文从符号学、社会学、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对电视媒介建构的虚拟情境与文化思维,提出了文化批判。从其传播的特点进行剖析,梳理其媒介的偏向主要体现在直观偏向、娱乐偏向、盲目偏向,并深度反思电视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从而警示众多电视观众对电视媒介进行理性消费。     

虚拟偶像背后的青少年流行文化心态

虚拟偶像文化源起于早期二次元文化，是数字技术生成的拟真世界。作为虚拟偶像粉丝群，“90后”“00后”的媒介使用偏好从需求到动机、从媒介消费偏好到媒介消费实践存在着文化心态的代际差异。“90后”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抉择的需求和动机更多地是以工具性动机、情感满足性动机为主，而“00后”更重视成就性动机和自我实现的价值，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参与形式。一方面，“90后”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偶像文化消费过程中，他们更多的是漫步者、流浪者和观光者，是“被动的消费者”。而对于“00后”来说，倾向于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他们兼具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混和价值”取向，他们在生存—幸福价值、传统—现代两个维度，均表现出“双高”特点。     

短音乐唱作：青年的乐缘互动、内容生产与情感调适

数字音乐是年轻人娱乐休闲、文化消费和媒介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短音乐唱作+社交”的传播模式已成为当代青年参与数字音乐文化传播的新样态。本文采用虚拟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网络田野研究,认为视听传播促进了青年音乐消费方式的升级,“泛创作”的参与式体验满足了当代青年的消费诉求和审美趣味,技术赋能的音乐传播范式是青年短音乐创作的内容生产逻辑。短音乐唱作文化反映了艺术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一种审美调动机制进入青年的日常生活空间,青年应在与时代的互动中提高审美自觉,使短音乐唱作成为主流视听文化传播的优质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