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治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达州为例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当前基层治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着基层治理人才年龄结构差异大、专业能力不足、低学历化的现象,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2018年以来,四川达州依托乡村振兴学院开展基层治理人才培养,面向达州基层定制培养村级后备干部,逐步探索出了“四双三定”基层治理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该模式对各地区培养基层治理人才具有借鉴意义。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创新“三治融合”模式 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家力量”

近年来,烟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家庭在基层社会雛中的基础作用,在全市构建起“党政牵头、妇联主抓、部门联动、家庭主体”的家庭治理工作格局。烟台市家庭工作纳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和社会治理评价^核内容,实现家庭建设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步指导、与文明城市创建同步规划、与全市重点工作同步部署,营造了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良好外部环境。     

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建的引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一种互动关系,即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乡村治理有效激活基层党建发展活力。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乡村治理对基层党建活力的激活作用,即以乡村治理内容提升党员素养、以乡村治理实践促进党群关系建设、以乡村治理问题驱动组织建设;另一方面,还要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不断提升引领力、组织力、凝聚力、影响力,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治理的文化路径探索——以崇州市“文旅管家”模式为例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四治融合的重要推手。四川省崇州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创新和深化“文旅管家”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实现了文化聚民心、文化塑民风、文化动民力、文化兴民业。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模式助力社区文化治理的深化路径,以促进和带动地方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治理视域下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治理研究——以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为例北大核心

民间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面对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对民间组织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其健康发展，进一步助力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文章分析了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在当代的异变倾向及不利影响，认为在强化对民间组织的监管的基础上，政府应转变管理思维，积极引导和培育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使之进一步成为助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丰厚资源。民间组织则需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与政府之间构建“协同”关系，实现乡村治理的“共治”和“善治”。要严格识别和打击民间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净化乡村政治生态，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农村社会协同治理:实践模式与理论构想——以衢州“三民工程”为例

在我国社会管理走向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的背景下,实现社会管理各系统的协同已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衢州市"三民"工程的时间也证明协同治理是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现阶段构建农村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应注意以下几点:必须动态分析民情,把握农村公共需求;必须沟通协商,维护农村公共利益;必须全程服务,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新时代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证分析——以X市为例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笔者发现,近年来X市通过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和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不断完善,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得到加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水平有效提升,但在治理理念、配套机制、治理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针对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强化党建引领、创新体制机制、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四治融合”等方面为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     

基层治理的规模约束——以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为例

在将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宏观制度作为相对恒定的外生变量前提下,治理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影响治理绩效的两个核心变量。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后基层治理困境及其原因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从自然维度还是职能维度来看,规模的不合理扩张都会对治理的绩效水平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提升主体的治理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这种负面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既要通过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性确保将乡镇规模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更要以规模调整为契机推动乡镇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转型升级,从职能转变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提高基层治理的绩效水平。     

论“口袋罪”的治理——以寻衅滋事罪为例

寻衅滋事罪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有取代其母罪即流氓罪而成为新的口袋罪的高度盖然性。其根由有二:一是立法文本上的模糊性和开放性,二是司法适用上的选择性和随意性。因此,欲使寻衅滋事罪摆脱口袋罪之宿命,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进行改革。其中,在立法环节必须贯彻刑罚谦抑性理念和法律明确性原则,严格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在司法环节,须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并彻底摒弃"宁罚不漏"之陋习。最终,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     

政治信任: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以仲村“5·31”事件为个案

发展以稳定为前提,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在政治信任式微之际,熟人社会的信任在解决乡村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熟人社会的信任对于解决大规模群体性冲突则显示其功能性不足,因此,建构农村政治信任是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动员问题探讨——以河北定州翟城村为例

借助笔者在河北定州翟城村获得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本文在“治理!善治”的分析框架下,就翟城村治理中的农民动员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研究认为,乡村治理中的农民动员以被动员者共同利益诉求为基础,发起者的动员目标和农民共同利益越贴近,其动员的正向力量越大,动员成功的可能性越高。农民动员一旦发生,动员方式的选择就成为动员效果好坏的关键;而动员方式选择又取决于动员目标和发起者特征;另外,可动员资源是维持或强化动员效果的重要外部条件。     

地方精英的嬗变与乡村治理变迁——以浙江为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乡村治理经历了众多变迁,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地方精英。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精英是乡村良性治理结构的能动主体。完全代表个人利益的精英与完全体制化的精英都不能使乡村治理有效运转起来。既能代表地方社会,又能沟通国家政权意志的地方精英是乡村有效治理结构的中坚力量。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     

创新党建引领新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 ——以大连市沙河口区为例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确保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重要保证,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的必然选择,是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独特优势的必然要求.我市沙河口区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构建四级联动基层党建新格局;建立"网络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机制,创新基层治理服务新机制;加强科技支撑、推进资源下沉,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为推动我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迈进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探索.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创新——以南海区“政经分离”改革为例

"制度"是理解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立足南海区"政经分离"的创新实践,发现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行为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面临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实现制度化的创新路径建构有三个重要的环节,即以国家法律为红线进行有限创新,以此获得合法性;通过配套制度的建立,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再通过成本内部化,使得创新能够在科层内部形成有效的循环。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乡村“混混”介入的基层治理生态

有利益的村庄就会有乡村“混混”的身影,乡村“混混”积极介入乡村治理事务,型塑着基层治理生态。在富有矿藏的资源型村庄,对资源垄断利益的维持往往需要暴力,乡村“混混”通过滋扰和压制来参与利益分配。在城郊村庄,征地拆迁涉及各种重要利益,“混混”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对“钉子户”形成压力,采取各种边缘或非法手段参与利益博弈。在一些传统农业型村庄,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投入落地,项目的争取、实施、推进过程,“混混”都可以参与其中,分享利益。“混混”介入乡村治理,形式上发生在市场和社会领域,政府处于超然位置,可以规避直接的责任。基层政府容忍或利用“混混”参与基层治理,源于行政体制内上下级之间责、权、利分配不对称背景下的“制度创新”需要。基层治理生态的改善,需要从多方面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