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失范言论的刑法规制

新时代背景下规制网络失范言论需要刑法的积极应对。对网络失范言论的刑法规制应当首先在规范层面厘定刑法所禁止的失范言论与未禁止的失范言论,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中思考网络言论型犯罪的治理思路。在立法层面,对网络失范言论的规制需进一步扩宽治理范围,完善对虚假信息的规制样态,同时也需注重对网络空间言论寻衅滋事司法规则与立法规则的衔接;在司法层面,需坚持言论犯罪治理的谦抑性,注重言论犯罪认定标准的类型化,创新言论犯罪的办案机制。     

检察机关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路径探索

针对网络空间的入网门槛低,网民规模宏大、治理趋于行政化、网络舆论缺乏引导管控、网络犯罪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分析检察机关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角色定位、实践探索,从源头治理矛盾纠纷,构建平台提供检察服务,健全完善网络法律规制,培养群众网络自律意识等方面着手,探索检察机关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路径,推进实现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     

涉外商业腐败犯罪适用我国刑法若干问题研究——以上海“力拓案”为逻辑起点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上海“力拓案”的出现对于现阶段我国惩治涉外商业腐败犯罪活动来讲不得不说是一个警示：涉外企业涉嫌商业腐败犯罪是否成立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对此似乎无能为力．我国未来的刑法立法应该予以注意；在罪名适用和选择上，司法机关不应该模棱两可，应该作出具有强劲警示力和富有时代责任的司法认定：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设置应该扩大，对于商业腐败犯罪行为尤其是涉外商业腐败犯罪中自然人犯罪主体应该增加“从业中止、禁止”的刑法规制；在具体惩治这类犯罪的司法执法方面．应该采用“从上而下、统一协调”的新方式。     

积极义务、犯罪化与信息网络犯罪治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施加了一系列积极义务,体现的是国家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和刑法对网络共治原则的强化,在当下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但积极义务的违反并不具备刑法惩罚的当然性,国家有必要维护规范体系有序而合理的组合关系,避免将犯罪化作为塑造公民责任感的手段,合作义务的泛化及其带来的执法权限下放是存在法治风险的解决办法。我国未来信息网络犯罪治理的关键在于协同治理,在刑法领域,对积极义务的设定有必要秉持最小化的理念;在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方面,需要国家妥善处理刑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有效合作。     

网络时代的刑法立法体系及其建构

信息网络犯罪依据犯罪形态分为破坏信息网络安全的技术型犯罪、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传统犯罪及违反网络空间管理义务的犯罪，犯罪类型及特征不同，治理的侧重点也不同。我国刑法典一元模式难以适应网络时代发展，易造成网络犯罪的法网疏漏、刑罚结构的重刑化及刑法与前置法的衔接不畅。而三元立法模式能体现刑法规范体系维护价值的层次性与序位性，在适应犯罪类型化趋势及治理诉求差异上具有优势。其建构重点在于明确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各自的立法原则，根据模式特点选择犯罪类型。其中，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传统犯罪以刑法典为主体，以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为补充；破坏信息网络安全的技术型犯罪以单行刑法为主体；违反网络空间管理义务的犯罪以附属刑法为主体。由此形成专门化、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刑法科学体系，以适应网络时代治理犯罪之需。     

网络犯罪刑法解释立场抉择及边界研究

对于网络犯罪的刑法解释,主观解释论过于机械地理解立法原意,往往忽略了刑法的适用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虽然"以主观限制客观"或"在主观的基础上纳入客观"的折中解释在应对网络犯罪上显露出一定的优势,但实则是一种非必要的折中,反而不当限缩了网络犯罪的范围,导致难以有效规制网络犯罪;针对网络空间中层出不穷的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应...     

计算机犯罪的刑法规制——以盗窃网络虚拟财产为视角

随着计算机等通讯事业的迅猛发展,计算机领域的犯罪出现了新形式,也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新问题,能否用刑法加以规制以及怎样用刑法加以规制也成为了当前刑法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选取了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能否用现行刑法加以定罪进行了初步研究。     

计算机犯罪的立法缺陷与理论回应

由于计算机犯罪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我国刑法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制存在犯罪客体错位、侵入的"领域"狭小、单位犯罪主体缺失、主观罪过形式单一、刑事责任年龄偏高等犯罪构成缺陷以及刑事处罚种类较少、刑事罪名不完备、网络空间管辖冲突和其他有关刑法理论的问题。有必要在刑法上健全计算机犯罪构成和法定刑,增设计算机犯罪的新罪名,建立以信息为犯罪对象的新型刑法理论,完善计算机犯罪的立法模式。     

立法与司法交互视域下网络犯罪规制路径总置评

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我国网络犯罪的规制路径由司法起步到立法修正，历经司法先行先试、刑法集中扩张、司法后续调适三个发展阶段，逐步建构起对网络犯罪的规制体系。这一规制路径呈现出明显的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立法扩张虽然是网络犯罪规制体系建构的关键环节，但并非立法向司法的单向输入，而是立法与司法交互影响，这是准确把握我国网络犯罪规制路径的关键。回顾既往，对网络犯罪的规制路径应予整体肯定，但在规制对象聚焦、罪刑均衡保障等具体层面尚需作进一步改进。立足未来，对网络犯罪的规制应当坚持司法为主立法补强的具体路径。     

关于计算机网络黑客犯罪的刑法规制

这几年网络黑客犯罪异军突起，给予社会的危害也愈发巨大，不得不促使国内学者加入对网络黑客行为的刑法规制这一命题中来。网络对传统法律体系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传统刑法理论、理念和刑事立法规则的自我调整和时代转型自然无法避免，这需要理论研究的快速跟进。本文写作目的为了使我国此方面学者加深对网络犯罪的认识。让网络黑客行为德刑法规制研究进入一个较高的层次，加快与国际网络黑客犯罪学术研究相接轨。     

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战略选择

我国《刑法》和我国社会一起正在经历深刻而剧烈的转型.传统刑法理论体系只注重本身逻辑规范,不能呼应外在社会的需要必然无法跟上社会的发展步伐.本文从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现状分析,在包容性视角下以开放性动态思维构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战略部署,以期食品安全治理刑法发展最优化.     

网络犯罪的检企共治模式探索

<正>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犯罪展现出网络空间化、快速迭代、链条产业化、虚拟跨地域性等特点，^①亦出现了传统犯罪借助网络演化，一些网络平台成为滋生违法犯罪新场景的现象。检察机关在准确打击网络犯罪的同时，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网络犯罪治理中还具有监督严格遵守法律和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本文以检察机关治理网络犯罪的经验为基础，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探索检察机关与平台企业联合共治网络犯罪的路径和方法，构建新型法律监督模型，以期对网络犯罪的治理模型建设有所裨益。     

网络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进化与治理转型

在当前网络空间,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性”趋势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日益增强,并且其组织结构、犯罪参与形式以及组织控制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增强了犯罪行为的隐蔽性、扩散性和危害性,导致有组织犯罪在网络空间中面临更大的治理困局。现有的刑法评价模式应该在节点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倡契合有组织犯罪当前特征的有机体论,将网络犯罪组织评价为功能成熟的犯罪有机体,并依据犯罪组织的进化方向确立多中心的犯罪参与行为评价机制,制定轻重有序的分类甄别治理方案。在治理机制层面,应当坚持“技法结合”与分阶段治理,重点治理不可替代的核心节点,并将治理范围逐步延伸至上下游的辅助节点,逐渐实现全链条治理。在治罪方法层面,应当将治理重心从外围犯罪转向核心犯罪,并实现对具体节点的穿透性治罪。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犯罪研究

刑法对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犯罪规制的相对缺失成为治理该类犯罪的瓶颈。本文通过对这类虚拟财产犯罪的现状、犯罪构成要件等的分析,试图找出刑法对其进行规制的难点问题,通过构建相应的治理模式对这种新型的犯罪形式进行有效治理,保障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创造一个安全的网络游戏环境。     

网络时代刑法理念转型：从积极预防走向消极预防

积极刑法观是网络犯罪治理的主流刑法观。在积极刑法观指导下,刑法通过扩容旧罪与增设新罪来增添“新法益”与规制“新行为”,搭建起网络犯罪的预防体系。积极刑法观具有本能的入罪倾向,单向度地强调积极预防容易激发网络犯罪的扩张性,导致刑法被迫与前置法脱钩,并以扩大解释助长司法犯罪化,造成刑法功能异化。消极刑法观与积极刑法观并非完全对立,两者具有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应当在预防性网络犯罪中合理嵌入消极刑法观的限制刑罚权思想。在立法配置上,应当暂停增设新类型的网络犯罪,将前置法的义务性规范与违法排除规则嵌入犯罪评价,以重塑刑法与前置法关系。在司法适用上,应当慎用入罪扩大解释,对网络犯罪中的争议事实进行司法限缩,以畅通网络犯罪的出罪路径。     

挑战与应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对传统刑法的影响

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是信息网络与知识产权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衍生品。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必须正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对传统刑法在犯罪目的模式、犯罪对象范围、客观行为模式、危害后果判断标准等方面所提出的挑战,并适时完善相关刑法立法,强化司法规制。     

网络共同犯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网络空间中的共同犯罪,由于犯罪人之间往往是单纯的技术配合,彼此之间互不相识,甚至永生不会谋面,从而使该类犯罪在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上、网络单位犯罪与网络共同犯罪的区别上、共同犯罪的聚合形式上均产生了困难.犯罪方法和犯罪手段呈现出的网络化特征,使网络环境中的共同犯罪问题成为刑法理论急需给予关注并加以及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计算机网络共同犯罪的含义及特点的分析入手,网络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网络单位犯罪问题网络聚合性犯罪的性质及其认定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政策法律：国际组织与规则探究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政策法律领域的关键议题逐渐聚焦,关键环节、前沿领域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重要性凸显,依托重点平台深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多边活动的必要性日增,通过对话合作机制探索新机制的国际治理合作进一步强化。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联合国开放成员工作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联合国网络犯罪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亚太经合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网络安全中心、国际互联网协会、欧盟、东盟等网络空间政策法律制定领域的重点国际组织或工作组,是我国参与相关国际事务活动以及跟踪各项进程动态的立足点,有必要结合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等组织中的重点议题,以规则为线索跟踪分析当前网络空间国际政策法律规则进程的现状及分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规则方面的主要议题包括网络军事、网络犯罪、技术设施、数字经济、内容审核等,各国、利益攸关方的博弈以这些规则为焦点开展。     

网络帮助行为刑法不法归责模式——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网络空间中的帮助行为实质不法具有行为对象上的不特定性、行为方式上的非外在可辨别性和侵害结果上的非实体性,网络帮助行为的不法归责模式因此具有独立化的必要。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针对实质不法的特点,网络帮助行为不法归责模式凸显主观不法要素对不法归责范围的厘定效果和客观归责上的功能维护与管道治理的目标。网络帮助行为的不法归责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参与归责模式,刑法对此类行为的规制较共犯归责原则宽松,但也应当对其进行合宪性解释,归责边界应当遵循社会宪治的理念,以社会功能分化的视角构建网络时代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刑法解释框架。     

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问题——以我国《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对接为视角

食品安全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食品安全,而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品的质量安全。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规定经历了三个阶段:单行刑法、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八)》,为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织造了严密法网,遏制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势头。《食品安全法》是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基本法,对于规制食品安全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目前来看,《刑法》和《食品安全法》在保护对象和规制环节上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食品安全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也不明确。《刑法》应当与《食品安全法》实现有效地对接,从而构建起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