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化视域：智能媒介文化生产、消费文化生成及辩证省思

智能技术在媒介文化生产领域的应用，不断重塑着媒介文化生产与传播形态，也给媒介消费文化带来新变，并体现着技术与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从文化理论、传播理论和技术哲学理论视角出发，探究智能媒介文化生产及其消费文化生成，可对智能媒介消费文化进行辩证省思。在技术的驱动下，智能媒介有着多元的文化生产潜能，智能媒介文化生产样态出现了多元与“伪自由”的悖论。基于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关联，智能媒介语境下的消费文化创造着新的技术文化消费神话，能够实现高效的“符号互动”，并形成网络联动效应。然而，仍需警惕智能媒介文化生产及消费对人类心智与思维模式的负面影响，以及潜藏的工具理性与功利价值观对自由意志及反思能力的侵蚀等。总体而言，一方面应塑造整个社会对智能媒介文化生产与创造力的正面认知，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智能媒介文化消费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理性审慎态度。     

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的逻辑机制与数字内生性建构

乡村内生性是嵌入乡土中国的一种内在生活秩序与文化模式，维系着乡土社会的有序运行。通过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探讨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的逻辑机制及其对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底层叙事的论述策略、技术赋能的行动参与，以及社会关系的网络联结成为媒介实践的三重逻辑机制。在数字化时代，乡村内生性的建构也呈现出多种变化：主体展开对算法幽灵的抵抗，多元资源要素协同整合以及村民共同体意识被重构。这其中暗含着一种从“内生性”发展至“数字内生性”的动态过程。返乡青年并没有被商业资本与媒介逻辑裹挟异化，其主体的能动性会随着媒介实践不断被激发出来。数字内生性所具有的社会内聚功能，以多元合作为模式建构新型乡村信任关系，能有效促进乡村社会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符像的自我述真：苗族现代媒介化形象建构研究

在现代化媒介生态的系统中，苗族形象的发展也经历了从纸质研究走向新媒体符码传播演变的过程。传统媒介形象因媒介“他律”之力受到新媒体媒介技术的遮蔽，苗族网络文化符像的光晕快速流动而离散开来去，造成苗族符像也从基于传统媒介“本真”倾诉，转向一种“仿真”的符号衍义与自我对空言说。基于此，文章运用内容分析法，探究苗族形象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维度“有形符码”的权重效果，进而整体观测在符像述真的过程中苗族现代媒介化形象图景的展现状况。     

论高尚诗画媒介的审美品格与社会责任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中国“诗画媒介”中文学与图像的相互影响作用，由过去形式、消费的单一进入了“群魔乱舞”的影视、网络、手机等数字化多媒体天地，但无论那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可视为诗画媒介的延续和演变。另外，媒介形式的转变蜕化了国人对美的追求，传统诗情画意的文化传播范式在消失，诗画媒介的高尚审美品格被商业化冲淡。所以今天的图文研究是举传统优秀文化之大纛，使年轻人追求善真的品格，富有敢于担当的社会立场。     

媒介暴力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影响及其控制

媒介暴力的传播,对青少年模仿暴力行为和学习犯罪技能具有示范性;直接刺激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欲望并降低对暴力行为的抑制;容易异化扭曲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并影响其性格塑造。对此,应加强大众传播媒介的法律法规建设;严控网络管理,净化网络空间;加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建构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承且密切当代前沿发展的文化体系,为全体公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健康茁壮成长创造优质的社会文化环境。     

资本霸权的话语逻辑：从政治文化到大众文化——让·鲍德里亚哲学思想中的文化批判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消费本位模式下，先验性的“重新转向人自身”的目标已经终结了，企图用消费来让颠倒了的主客体重新扭转过来的神话不自觉地却将消费陷入到了完全的享乐主义与社会逆退之中，被异化了的消费者符号不是真实地面对着主体性的“需求”，而是面对着一个异于自己的影像，一个被消费社会精心安排了的符号体系，一个被死死镶嵌在消费社会内在机体内的符号秩序，在这里再也没有了自我，从平等”拟境的政治文化到“符码”媒介的大众文化，真实已被扼杀且被虚拟的符码逻辑所复活，人比真实更真实，一幅超真实的西方资本逻辑图式在人的死亡复活中被无限演绎，直至救赎的不可能。     

论中国特色的媒介交往范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媒介交往范型逐步形成，它表现为媒介交往生活的“快递化”,媒介交流休闲的“便利化”,媒介交易行为的“网络化”,媒介交通行动的“高速化”。这四个特征是中国社会走向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通俗表达，也是中国人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然态势，是中华民族自由主体性的自觉生成。中国特色的媒介交往范型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以发达的高技术为基础的交往媒介完成跃迁，以自由的主体性为特征的媒介交往成为现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得到全面深入贯彻。     

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动向与新趋势

随着社交媒介的普及和旅游直播的兴起，全国多地文旅局长“出圈”形成热议，促使政府、学界、业界共同思考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和营销创新所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在新媒体的助力下，文旅直播成功地打造了丰富的地方形象，构建了亲和的人地关系。在本质上，这是对媒介化社会新型市场需求与营销手段的积极回应，与旅游创作者经济的兴起密不可分。在新的社会背景与技术条件之下，地方文旅产业正在发生蝶变，其核心在于重构人-技术-地方关系。具体来说，需要营造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兼具的文旅直播生态圈，有效地整合旅游内容生产中的“稳”与“变”两股力量，构建以地方文化为核心的文旅产业。     

论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在信息时代 ,大众媒介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同时在媒介的使用过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引发了许多负面影响 ,导致受众在信息面前“迷航”。本文通过对媒介的负面效应、媒介管理使用上的不足以及受众媒介素养现状等方面的分析 ,指出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以充分发挥大众媒介的积极作用 ,促进大众传媒业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制约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七个问题

王琪在《北方论丛》2007年第4期撰文指出，媒介文化的媚俗倾向遭到社会各界的讨伐。减少媒介文化的负面影响，提升媒介素养是非常重要的。媒介素养包括“媒介人”与受众两方面的素养构成．但更重要的则在于媒介自身。为达到提升媒介文化品位之目的．应从精神守望、媒介自觉、正视多层次大众文化需求等方面做出努力。只有提升媒介素养．才能达到提升媒介文化之目的。就传播形式而言．娱乐是媒介文化的一大优势。而面临社会转型．娱乐与思索孰重孰轻？是一个不需要深入解答的问题。社会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昭示了不同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应首先兼顾多元化、多样化。     

“中介化爱情”之困：理解线上交友平台的媒介化与性别化

本文将媒介化引入线上交友的实践范畴，从媒介技术中介的视角窥探线上亲密关系的特征，以及对参与者形成的认知和实践层面的影响。通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漫游研究法，本文发现线上交友平台形塑了一个碎片的、流动的、公共展演式的媒介景观，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个体对于亲密关系的自我认知和性别化想象。本文尝试提出“中介化爱情”这一概念，以此来阐释线上交友平台嵌入个体社会生活的影响，具体来说，包括流动性、选择性和性别化三个层面。在交友平台的语境中，个人开始接受亲密关系的流动、可变、浅层，同时学会在隐私与真实之间构筑一道基于媒介技术的“防火墙”,并在其中尝试建立基于性别平等与协商的公共规范。“中介化爱情”有助于我们反思平台、技术与性别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媒介化影响。     

网络舆情与“口香糖思想”

2009年4月13日《浙江日报》刊登周志强文章，2008年，网络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从而显示了令人吃惊的巨大影响力。显然，网络成为很多人观看社会、想象政治的重要媒介。“网民”这个词，也几乎变成了“民意”的最重要的体现者。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把网络舆情当成社会调查和政策实施的依据。似乎跟着网络舆情走，     

媒介演化中自我生成哲学的连续性证成——兼论米德的自我生成哲学观

过去自我是连续性生成自我的起点,规定着自我生成的基本性质。不同时代,连接过去自我与现在自我的媒介是不同的。口语时代,年长者和个人成长环境中的实物是最重要的媒介,年长者被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生活实物被投入了巨大的个人情感;传统媒体时代,媒介符号成为最重要的媒介,但着眼于当下的快速更新的媒介符号割裂了自我的过去,助长了个体的无根之感;网络时代符号进一步取代人的生活经验,全息化纪录提高了过去自我的清晰度,但也内爆了自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网络对自我生成的结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结构”问题审思

“情感结构”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兼具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其探讨当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一个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在文化实践诸多构成性要素的互动关系中生成,表征于丰富鲜活的个人经验和形态多样的文化文本之中。以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引发文化和社会巨变,个体的感知经验被重构,社会的权力结构被重置,文化生产嵌入全新的技术逻辑,数字媒介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由此产生。人们通过数字媒介开展文化实践、体察个体情感和形成共同经验,因而,讨论数字时代“情感结构”的核心关切点是新媒介文化中的人,以及人在新文化技术环境中的实践方式、情感状况和共同经验。     

社会变迁中的农民工与现代化启蒙

媒介是加速个人和社会现代化的强大工具，农民工从媒介稀少的农村走向媒介繁多的城市，自身面临着由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的巨大困境。对农民工群体开展以“使用媒介”为重点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担当对其进行现代化启蒙的重任。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可以依靠各大学中存在的学生志愿者组织或社会实践团体开展实验性行动，并通过农民工与乡村社会的天然联系发散影响，带动提高媒介的有效覆盖面和深度普及率，从而加快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网络暴力狂欢的反思与规制

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滋生和助长了以正义之名实施的网络暴力,网络上任意诽谤、侮辱他人、践踏他人隐私,演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与“狂欢”,网络的非理性表达实质上是言论自由的异化和“道德民兵”的审判。遏制网络暴力,要加强网民的媒介素养,增强网民的分辨能力和抵御低俗文化的免疫力,也要规范网络语言,引导真正的良善和正义,同时加强平台把关责任,落实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新媒体时代“90后”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探究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会网络化和网络社会化的发展态势,使得新媒体不仅对传媒领域有重大影响,对于社会发展亦产生了革命性作用。越来越多的信息正在以数字化的形式、通过各种数字媒介渠道被传送到受众。大学生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和大众传媒的受众,常常是新媒体的尝试者和信息的传播者。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作用,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道德选择与个人自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高自我道德修养水平，走出物质繁荣、道德贫困的误区，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人类的生存既有马克思所言的“物的依赖性”，也有精神依赖性。精神生活的充实程度决定着生活的幸福程度。亚里士多德说：“幸福：黾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欲望的泛滥、物质的增长、权力的扩张并不必然带来幸福，反而还会造成人的异化，使人沦为权力与金钱的奴隶。现代文明修身是现代人的自我道德教育，也是一种心灵自救。     

媒介向善中的“救命文档” 共享型媒介的特征与启示

在河南强暴雨事件中,“救命文档”刷屏并衍生为一场集体救援行动,展示了共享型媒介强大的社会介入功能。从发生原因上看,媒介可供性、网民的媒介技能和特定情境的耦合触发了此次媒介事件;从行动主体上看,共享型媒介的生产可供性吸引了网民的广泛参与;从行动过程上看,共享型媒介的社交可供性凝聚了群体认同和情感驱动力;从行动效果上看,共享型媒介的群体协同涌现出群体智慧。在信息社会和风险社会的现代背景下,共享型媒介无论是在社会资源整合的实际功能上还是加强社会认同的情感功能上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和意义,有待我们加以更广泛的应用。     

媒介化社会中的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基于兰州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流言、谣言的观察分析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兰州暴发以来,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拥有更多元、更便捷的渠道获取各类疫情资讯,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大的助力,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然而,在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媒介化社会中,人类对媒介技术的掌握未必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相匹配,与德尔塔变异毒株伴随而来的“信息疫情”同样使人惶恐。如何让公民提高辨识能力,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上不会被轻易“带节奏”,杜绝信谣、传谣,就必须重视并加快公民媒介素养的提升,通过政府、媒体、学校、家庭、社会、个人等形成媒介素养教育合力,帮助公民在信息的接收端构筑起防火墙,减少“信息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