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产权实施、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意识形态引导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并且它们有机互动、互相协调。从"结构—过程"的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与"过程性"制度运行,塑造出国家自主性建设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确保国家自主性处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状态",从而确保国家治理效能处于"强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根本特征是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形成的"结构—过程"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有力推动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蕴及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新时期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植根于中国土壤，具有突出的中国意蕴——治理主体的人民性；治理方式的灵活性；治理目标的阶段性；治理基础的改革性。文章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做到解放思想冲破束缚，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国家治理法治化，建立国家治理评估体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社会权力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后,一时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然而,多数研究难逃窠臼,仍然是以俯视的姿态把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从过多依赖行政命令改变成依靠制度而已,缺乏对社会自身力量培育的关注,忽视了社会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独立权力主体的长期缺席。只有从社会是独立权力主体出发,尊重社会权力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多了点同情和怜悯的情感,才能正确地界定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边界,真正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     

软治理：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功能

国家的使命是协调冲突、创造秩序,其力量体现为公共权力及其运行。因此,人们通过建立使公共权力得以确立和运行的制度体系来建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重要的力量。现代国家的发展使提升和整合文化成为重要内容,将文化塑造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使国家治理融于文化塑造之中,必将成为民主时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     

城市群成为国家治理新单元的进路探析

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重要的地域空间单元,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有效治理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实践和研究中过于聚焦在城市、区县、社区和村庄等治理单元,这不利于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难题。城市群弱行政约束力、复合功能和弹性边界等特质使其能够弥补基本治理单元的不足,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必不可少的中间层级单元。对此,应从权力、功能和边界三个方面完善城市群建设,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新单元。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     

人大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作用

法治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法治,或者说是法治的现代化。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制化,这样的历史任务自然落到了作为权力机关、立法机关的人大肩上。所以,人大应该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主题,以推动国家治理法制化为主线来加快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当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习惯法的功能定位

民族习惯法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时代性、自主性、公共性、规范性、丰富性、稳定性、开放性的特征,对民族习惯法进行重新定位,阐释民族习惯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贯彻国家法律与政策、针对性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纠纷、有效解决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等功能。     

制度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指出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指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制度的现代化,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健全制度体制机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注意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制度的贯彻落实,要加强党的领导,扎紧制度的笼子严把权力关。     

府际关系研究须立足于国家治理——兼评《政府间网络治理》

李昌瑞教授的新作《政府间网络治理: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以"在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垂直管理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和地方民众是多个权力主体和行动者,在其所编织的政府网络结构中,其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合作?"为核心问题,为中国政府的未来治理提供可行思路。受制于特定知识和学科,也存在缺乏政治高度的问题。由此有必要在国家治理大背景下来思考府际关系,突出国家治理结构本身及其与府际关系研究的内在勾连问题。     

基于治理理论的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弥补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实现对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超越;其二,充分汲取和回应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遵循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传统廉政治理体系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政党力量主导与国家、社会力量虚弱的矛盾,多元主体参与主体间协同断裂的矛盾,政治廉洁与权力运行效率的矛盾。破解这些矛盾,需要政党、国家和社会力量在廉政建设中走向平衡和协同;需要区分不同权力行为的运行逻辑,通过分类治理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中廉洁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六维认知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研究经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题、十九大定调、十九届四中全会谋篇布局,三个历史节点高潮迭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则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在时空压缩与双化叠加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之治”内生性演化的历史底色、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新色、现代性生成的本体特色、原创性深化的价值本色、自主性优化的实践成色和发展性更化的战略亮色,有利于廓清和加深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认知,进一步深化治理研究和提升国家治理认知力,既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也是加速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现实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

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探讨政府绩效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现实困境和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之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兼具民主管理的价值理性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具理性。通过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现状的考察,发现当下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面临着评估权力的"碎片化"、评估主体选择不合理、评估信息不对称三方面的困境。应从加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推进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和重视绩效评估的信息沟通机制建设三个方面予以改进。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探究

与现代西方民主——专制体制论、法治——人治论、威权——民主政府优劣论、公民社会等所谓"普适"理论不同,马克思以鲜明的阶级立场提出了国家政权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地位,市场模式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主体,社会领域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式的有条件性。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对理解国家治理属性的本质,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结构、内涵、方式等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权利获取到责任承担:治理视域下社会自主性困惑解析及破解北大核心CSSCI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离不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也造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题。现代社会自主性的实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在社会自主性中融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是这一目标实现的逻辑必然。而当前盛行的以权利获取为径路来实现社会自主性的思维逻辑容易产生以下误区,即国家权利让渡必然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产生、国家应该在社会自主性的困惑中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认识方式无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体现为以预防国家权利侵略的消极防御性治理方式,彻底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而在现实性上,权利获取本位下会产生的社会意向的价值流失、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阙如、集体行动的暴力倾向,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化。以社会主体为分析视角,能揭示出以权利获取为导向的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自主性建设中不能忽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于此,社会、社会组织、公民三个层面的责任回归,无疑是破解社会自主性困惑的必经之路。     

新技术时代国家治理的新方向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技术巨头的加速崛起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改变了传统国家行政主体权力运行的环境,而且重塑了公共行政和国家治理的条件和资源。新技术巨头如何展现出"超级权力体"的诸多面相,国家如何更好克服技术的深度应用所产生的潜在政治影响,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学课题。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与治理手段提升——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新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昭示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维稳"向"维安"转换,具体体现为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取向由被动式"防止社会暴乱"向主动式"保护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这种治理逻辑转换要求国家安全治理方式和手段全面提升,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化方式向集成化方式提升,对立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从而将新国家安全观落到实处。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