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探析——以广东为例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应然之意。广东省各级政府在十八大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围绕县、镇、社区三级基层政权建设中的治理难题,充分发掘和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将其内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资源,走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全国前列。本研究通过展示广东省地方政府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典型实践,揭示出各级政府用治理理念驾驭数字信息技术,是切实发挥科技支撑作用,限制其负面效应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对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客观评价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和局限有启示意义。     

论数字技术发展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以浙江为例

随着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公共服务领域推进,数字技术为浙江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五大变革。但与此同时,当前浙江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面临着应用边界不清晰、外部环境不完善、绩效评价有待进一步科学化等问题。需要从观念、制度、法律等三个层面进行创新,进而实现数字技术和浙江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     

城市空间中的智能化治理风险——以城市大脑为例

近年来,人工智能逐渐被市场宣传为全知全能的治理术而投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浪潮中。本文聚焦于此话语谱系中最流行的应用"城市大脑",从技术、社会、主体性三个层次阐释了智能化治理下所隐藏的社会风险。首先,城市大脑依赖的深度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应用导向型的求解系统,其逻辑与人类智能不可通约,此中的技术缺陷会在城市治理语境下被放大。再者,雅各布斯的城市规划理念有助于反向映衬出智能化治理消解城市非正式联结网络、地方自治能力的危机。最后,人工智能主导下的数据城市或将重塑居民的心智结构,倒逼一个"心灵专制"的透明社会。由此,智能化治理的深层风险恰在于剥夺人类的主体性,使其成为机器心灵的附庸。     

以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从公正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落后,因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治理理论本身来看,治理的一个目标就是公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构建,必然要以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为基础。在治理视域中观察社会公正,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不失为一种新视角。     

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马克思技术哲学对于当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启示——兼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流派的解读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必需和必然的一环,在现代化的诸要素中,技术化生产力是现代化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形成和扩大,人的主体性精神才有可能得以弘扬,民主政治才有可能真正地得以实现。结合当代工业社会的特点和我国新型的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当代启示在于:推动当代工业社会的进步应大力发展科技和生产力;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地推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改革。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城乡治理向度——以台湾城乡治理为例

中国城镇化已进入深化期,如何避免方向性失误和价值观迷失,就变得重要而迫切。城镇化并不等于去乡村化,城镇化也不能过于相信西方理论与逻辑,城镇化需在重视城镇发展时保持传统的血脉与根本。因此,中国城乡治理应将重点放在人的现代化、都市乡村化和地域文化的保存上。在此,台湾社区建设的某些方面可资我们借鉴。     

政务微信助力社会治理创新——以“上海发布”为例

继政务微博之后,政务微信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选取"上海发布"政务微信作为研究案例,从公共服务内容主题建构、多媒体元素融合的运用、信息发布节奏的设定及回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上海发布"的内容特征和治理结构;论述了政务微信在社会对话机制、社会信任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层面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作用。     

数字社会中的隐私重塑——以“人脸识别”为例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数字社会化过程,使得个人隐私遭受侵犯的问题凸显,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代表的各类新技术,一直在人们普遍的隐私焦虑、微弱的隐私保护和无奈的隐私交换中快速推进。数字社会的隐私呈现出两个新特征:一是隐私信息化,信息时代的隐私典型形态是数字的;二是信息隐私化,在信息的收集、储存、加工和使用中,一些原本不属于隐私的个人信息成为了隐私。数字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重新界定隐私的边界,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应该遵循八个基本原则。     

“保钓运动”中的暴民文化——以“蔡洋事件”为例

在2012年的“保钓运动”中,国内短时间内爆发的爱国情绪让世界震惊,同时“保钓运动”当中出现的个体或群体性暴力事件也引发了媒体和民众的普遍关注.本文尝试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蔡洋事件”和其背后反映出来的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层次解读.     

关于现代农业技术使用与需求现状的调查与研究——以湖北省阳新县为例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之一,其实现关键在于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关键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与推广。通过对阳新县现代农业技术使用与需求矛盾的分析,为湖北省乃至全国农业生产地区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与使用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公共卫生事故中的政府危机公关——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影响巨大,牵动全国,是重大的公共卫生事故,我们在谴责不法商人利欲熏心的同时,充分感受到了此次事件中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危机,意味着危险和机会共存,对政府来说,不仅要解决此次事件带来的问题还要通过解决过程树立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在第一时间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政府的应急速度和重视程度是对全社会最好的回复。本文立足于政府,从"三方面"揭示了"三鹿奶粉"事件暴露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政府"解决问题+树立形象"的危机公关"三原则"和"三路径"。     

对立统一与社会和谐——关于“和谐哲学”命题的商榷

自从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有些学者在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和谐哲学"的命题,以取代过去的"斗争哲学"。文章认为这样的提法值得商榷。既不能用"和谐哲学"替代"斗争哲学",也不能用"斗争哲学"替代"和谐哲学",正确的应该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哲学。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必然趋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为基础,这一过程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文章以深圳市龙岗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例,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分析龙岗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应优化措施.     

律师在社会治理中的“当为”与“不为”

作为专业人士,律师更为了解法律制定的背景、运作机制和实施过程,因而他们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应主动而积极地维护法律权威,成为"释法者"和"护法者"。如果律师利用其身份煽动社会对立、刻意诋毁政府与司法机关,就与其社会角色相冲突,会走到法治的对立面,甚至沦为法治建设的"蟊贼"。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的社会组织与人的全面发展——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人类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对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社会组织的异化程度最小,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尝试.社会组织不仅可以为个人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满足个人的公共服务需求,而且可以维护和增进公民的社会权利,促进公众的社会参与,培养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人格,从而塑造个性和社会性全面发展的“完人”.     

单位的“隐形在场”与基层社会治理——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消解和社区建设勃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体制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架,单位并没有完全退场,而是以"隐形在场"的形式继续发挥影响。在典型的单位社区场域内,单位的"隐形在场"一般表现为"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三种主要形态。可见,在后单位社会来临的背景下,单位元素虽然开始褪色,但仍通过"隐形在场"的方式影响着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与发展进程,对于新时期社区的公共性建构及其功能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单位社区而言,如何恰当地处理好"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关联,成为新时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展开的关键。     

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激发研究——以贵阳市观山湖区为研究范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的高度,推动建立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这是深层建构民族团结工作新模式,探索新时代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根本指针。贵阳市观山湖区作为省会城区中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典型样本,以“发展中治理”“治理中发展”的视角,真正实现各民族的“生活嵌入”“情感嵌入”“事业嵌入”、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样本。治理主体根据治理辖区的基本特点,因势利导、有序建构,孕育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良性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党建引领”贯穿始终,既“有形”又“无形”,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中内生动力激发提供了“新解”。     

网络传播与社会控制——以“薛蛮子事件”为例

一定的社会控制,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和实现社会的稳定,是重视人本的管理和创新。通常,政府会通过影响大众传播媒介来间接实现社会控制的正功能。而在现阶段,由于网络传播的不断发展,政府通过大众媒介实现正功能的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难题,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薛蛮子事件中政府社会控制手段的分析来阐述政府在努力加强社会控制中存在的缺陷以及相对应的解决策略,旨在探寻更为良好的社会控制的办法,以实现社会控制的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