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与治理有效——基于重庆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老旧社区具有居住主体贫弱化、治理事务细碎化、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居民参与是弥补社区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重要方式,党建引领是动员居民参与的创新路径。基于对重庆市W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动员结构稳定和行动者再生产可持续是社区动员有效的两个前提。党建嵌入社区治理,从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功能整合、动员路径创新、动员主体培育四方面构建社区动员的制度保障和主体激励,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动员重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塑造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党建嵌入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动员,同时回应着党建如何落到实处的时代命题。     

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社会化的生成机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部输入乡村的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种社区民主监督基于社区居民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主体性地位的构建,在地方政府主导和舆论媒体的助推下,形成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社会化的动力机制和结构支撑。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的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体系的构建不单是基层民主治理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社区居民在对社区共同体利益的认同前提下身份转变的必然结果。     

社区治理的民情基础——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例

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治理是居民日常生活和制度实践耦合互动的过程。治理绩效的实现需要以社区民情作为基础。民情作为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基础性力量，涵括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两个维度。非正式制度是民情基础的当然构成。在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中，正式的制度执行与非正式的制度配合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建构与转化，党建引领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整合性制度设置。在保持开放和吸纳民情的基础上，党建引领通过情感治理建构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参与治理的组合力，继而实现了对生活世界中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需要正式制度不断调整其功能发挥的条件、形态并实现与社区民情基础的高度耦合。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情理之间：社区治理中的女性参与——以基层妇女议事会为例

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践行性别平等的重要议题,也是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妇女议事会则是推动女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基于对S市C社区妇女议事会中女性参与过程的观察与分析,本文发现城市社区妇女从参加熟悉的社区活动转向参与陌生的社区公共事务,经历了“小团体”治理和新团队形构,这是女性主体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情”与“理”之间不断平衡的动态过程。相较于有关女性社区参与的“性别气质论”与“性别区隔论”,本案例所体现与建构的情理互动论,一定程度上更侧重回应女性公共参与中的情境影响。     

公共治理长效机制的建构逻辑

长效机制是一种在公共问题长期稳定存在的状态下,以既有治理结构为基础,以实现可持续性绩效为目标的规范治理模式,具有稳定性、规范性、韧性和工具性特征。长效机制的建构包括发生情境、过程模型、运行要素三重要件。治理问题具有长期性与稳态性、治理结构具有绩效基础与转换空间、行动者具有强大行动能力与资源,是长效机制建构的情境条件。长效机制的过程模型包括情境识别、结构转换、机制优化三个单元,建构长效机制需要首先识别问题与情境的匹配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目标转换、结构调整和功能补正将既有的治理结构转变为机制模型,最后通过机制创新和资源供给来补正机制的有效性损失,并经由制度和规则的固定完成机制的优化。长效机制的建构依赖动力要素、衔接要素、协调要素和保障要素的共同作用,从而保持各个单元的有效运转。     

论发展的可能性与条件——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建设发展走向

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建设,政府在社区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削弱了社区发展方案实施的主动性,降低了国家在满足穷人需要、发展和协调社区发展方案上的效率,难以真正推动社区发展。实现社区发展,需要实现社区参与,并通过社区参与重建社区权力结构,向穷人赋权;需要适当的社会动员,将社区建设或社区发展视为一项社会运动;需要把社区建构为国家治理单元,真正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治向治理模式的转变。     

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基于社会组织的主体行动策略分析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同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等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中的三个主要行动策略分别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关系建立，从“协作治理”到“多元合作”的转变，以及社会治理的多领域合作。同时，社会组织在参与及推动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时，面临着来自制度、环境及能力方面的挑战。     

依势而为的行动策略及其情境逻辑——基于B居委会实践案例的观察

面对基层社会错综复杂的治理形势,居委会的处境及其应对策略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B居委会四个实践案例的田野观察,本文呈现了社区治理依势而为的问题应对策略,即面对业委会连续提出来的问题,居委会动态地运用识势、顺势、造势和借势等策略,不断调整其与业委会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对特定问题的灵活处置。依势而为的行动策略是社区治理情境演变的结果,内含以势为中心的情境应对逻辑,包括缓解棘手问题的紧张性、避免直接的矛盾冲突、盘活多元治理主体和选择合适的干预时机。依势而为的策略细致呈现了居委会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位置和角色,深入揭示了居委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及其运行过程,对于理解社区治理的动态性和权变性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中的“新行政化”问题及其超越

伴随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与分权预期相背离的“新行政化”倾向，并表现出潜在化、项目化、间接化和结果导向等不同以往的典型特征。究其根源，“新行政化”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体制的遗存，政府主导性的过度转移，社区治理评估的标准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新行政化”问题的存在已经对社区治理成效，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以及居民社区意识的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通过真正转变治理理念，正确定位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协商建立治理规则，将成为超越“新行政化”问题的关键举措。     

民主与参与: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群众路线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锐利武器,在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分别承载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立国和"民主—国家"建构的执政治国功能。执政治国时代逻辑勾连的"民主—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同一,赋予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使命。治理逻辑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构了"为谁治理、靠谁治理、怎样治理"的治理本质和实质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来一去"潜藏的"从权力到权利"的治理本体论具体表征为"民主和参与"的治理方法论,二者的内在合一表现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协商民主和逆向参与、主动参与,构设出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基层治理转型的中国经验逻辑：基于委托代理的理论视角

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历史特殊性、情境复杂性和经验多元性，其历史演变逻辑表现为晚清民国时期的“第三领域”、集权简约治理与内生经纪型的治理逻辑，集体化时期的全能主义政治、总体性支配与“社会中的国家”的治理逻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治理、党建引领与耦合互动的治理逻辑。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行政吸纳—依附式委托代理关系、项目—嵌入式委托代理关系、多层级—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多层次—情境嵌入性委托代理关系四种理想类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委托代理行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困境。     

社区教育中“社区性”的缺席与在场

社区性是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但是如果把社区性简单地理解为社区教育满足社区居民的个体需求,则会造成社区教育过程中的"社区性缺席".因为社区和社区成员是社会结构的两个不同层次,社区不仅是居民在地理空间上的简单相邻,而且是通过居民社会互动形成的地域性集体现象.社区的本质属性是社区行动,社区教育过程中的社区性是社区教育激发、服务并参与社区行动的过程.     

“村改居”后推进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整体性分析

20世纪90年代至今，“村改居”是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基层自治组织形式变迁趋势。在农民变市民、村委会改居委会的过程中，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凸显出自觉性政治参与意识不强、理性政治参与能力薄弱、组织化政治参与成效微弱、政治参与延续性不足等现实困境，破解此难题应从扩大社区政策制定的合公益性、加强制定社区政策过程的科学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变迁与政治参与模式革新、主流政治文化为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提供保障与导向等必要性与可行性层面进行整体性分析。     

社区自治中的内生惩罚：自主组织规制搭便车行为的策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社会治理创新呼唤社区自治,而居民的搭便车行为致使自我服务难以实现。那么,怎么规制社区自我服务中搭便车行为?以及哪些要素使得社区自我服务成为可能?对N社区自主物业管理的个案分析发现,内生惩罚是规制居民搭便车行为的创新策略,其逻辑为自主组织成为社区自治的媒介与载体,通过缩小自治范围、动员社区精英、赋权居民参与及重建社会网络等过程要素"催化"内生惩罚的生成,迫使居民投身于公共事务,各个要素之间属于递进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解决搭便车行为的策略集合,对推动社区自治具有政策价值。     

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动力、价值与路径

正当前许多社区积极探索多元共治模式,倡导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更是多元共治模式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因此,必须认清社区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动力,考察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价值,进而从建构回应性基层协商决策机制、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扶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方面来保障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决策方式,优     

制度悬浮与行为失调：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治理堕距

因治理资源的消解、治理事务的叠加，农民集中居住区出现了治理堕距问题。一方面，受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转型影响，社区行动主体的行为失调，表现为农民观念转变滞后、行动利益多元化，由此导致社区群体分化，影响社区整合。另一方面，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治理制度运行难以回应社区诉求，出现治理中的回应错位、资源内耗与条线张力的治理制度悬浮困境。治理堕距的呈现，带来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空间的去社会化、时空形态模糊和村社集体角色缺失，重新定义了社会形态，反映出社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的失衡与断裂。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有效治理，需探索如何优化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治理机制，重塑基层社会整合，重建社区秩序。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自治何以可能？——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通过构建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以西南农村地区G社区为例,系统剖析党建引领如何促进社区自治的实现。研究发现：政党通过一系列政治机制破解“条块”矛盾、划分治理边界,以此实现社会性整合的目的;同时,政府组织中的考核目标制、人事制度等为执政党意图实现提供了有效科层手段;最终通过公共空间营造和社会组织培育重塑社区治理结构、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因此,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实质就是主体行为从孤立到良性互动、关系结构从“原子化”到有机联结、制度逻辑从离散到共演转变的过程。     

社区治理的“关系式动员”研究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动员除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外,还对凝聚政治认同、改善府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普通居民之间关系的淡漠、失调和疏离导致动员普通居民能力较弱、社会组织难以发挥专业优势、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低下等问题,通过系统分析发现"关系问题"是影响社会动员的重要因素,梳理"关系式动员"蕴含的形塑新关系凝聚新资源、构建稳定亲密团体和化解多重关系矛盾等基本内涵,并从组织化关系、情感关系和制度化关系三个方面提出在社区治理中开展社会动员的具体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