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纵向吸纳”到“横向协同”：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逻辑的嬗变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展现一个国家建构、成长与发展的重要维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上经历了由“纵向吸纳”到“弹性治理”、再到“横向协同”演变的逻辑主线,展现出权力与权利彼此互塑、互嵌、互动的良性博弈样态。从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创新的角度出发,这一历史逻辑嬗变的过程主要是由国家治理的历史方位、实践体系以及主体结构三个次级逻辑构成。在新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仍需要在坚守国家逻辑的同时,与社会力量形成包容互动的良性关系,循序抵定持续成长与秩序稳定的“中国之治”,并通过“理念—结构—政策”配套组合集顶层设计、中观制度与微观政策的治理体系,持续释放治理合力。     

上海市政务微信发展报告:现状、趋势与启示

从整体分布、账号设计与运维、发布、互动、服务等多个维度对上海市政务微信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开展研究。研究发现,上海市政务微信开通数量稳步增长,多层级、多区县、多部门格局初步显现;微信界面与功能设计更趋人性化,但仍具提升空间;微信发布内容实用,形式多样,频率适中;微信互动方式人机结合,回复及时,众包合作;微信定制化信息服务初现端倪,全流程在线办事尚未突破。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市政务微信发展提出建议:基于实际需求,打造立体化交叉式的上海政务微信群;以用户为中心设计微信账号的界面、功能、内容和互动方式;提升信息服务水平,实现全流程微信办事;与微博、网站等渠道相结合,建立跨平台的协同联动机制。     

智慧政务服务的过程性整合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自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来,政府部门采取“重组”策略进行智慧政务服务的业务再造,其本质是科层制度占据主导的技术辅助与内部协同,显露出政务服务的服务需求侧低弱位、数字技术工具化、持续互动效果不明显,眼光“向上看”的管理者服务逻辑等短视化弊端,忽视了人的服务需求,亦导致政务服务改革缺乏强有力的全局统筹性,处于分散化状态。过程整体性思维导向下的政务服务智慧化改革,突破了“业务驱动”的服务范式,具有凸显公共价值理念、治理面向多维性、服务过程灵活性等特征,体现了对数字政府转型中的积极变革与数字治理思维升级,在复杂治理情境中更为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发展导向。因此,在未来的政务服务深化改革中需要注重过程整体性,基于人的需求进行服务设计,发挥整体智治,构建灵活性组织,深化智慧型政务服务改革,为完善数字政府治理形态提供一种可能方案。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纵向一体化”逻辑、过程与路径——基于制度学派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现代政务服务体系改革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政务服务数字化“何以生成”以及“如何转型”等基础性问题,现有的数字政府研究尚缺乏完整且系统的解答。通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纵向一体化”理论,构建了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将政务服务的供给过程分为前端交付和后端生产两个部分。所谓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实际上就是实现“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的过程;其生成逻辑在于前向一体化,政府通过持续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以改变公众对于政务服务多重竞争性交付机制的选择偏好;其转型逻辑则在于后向一体化,政府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转化为内部管控成本,并利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降低内部管控成本,从而实现总体成本的降低。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体现了以政民互动为逻辑起点、以府际关系为改革着力点,再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终点的过程。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界面治理:拆分、交互与重构——一项基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府际关系的探索性研究北大核心SSCI

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是公共治理与府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以黄河流域为研究范本,以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及界面治理为理论依据,结合“结构-过程”模型建构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从结构维度与过程维度剖析治理界面的交互过程与交互逻辑,呈现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界面治理的全景。研究发现,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的治理界面由纵向、横向及斜向三种治理界面共同组成;府际关系是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的核心要素,对治理结构、界面交互的形成与演变有重要影响。当前,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为纵向“权威干预”动能驱动,以横向界面协同推进为主、斜向界面分工合作为补充的治理范式,仍带有一定的等级权威式属地治理色彩,需从治理结构、交互逻辑、目标整合等方面实现对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界面治理的路径重构。     

服务开启未来

以服务为指向和旨归的电子政府运动,伴随着各国的国家信息化进程.渐成风潮。而政府门户网站,作为电子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平台,开始成为政府和社会互动的第一界面,其发展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电子政务进程的核心标志。尽管从信息发布、单向互动、双向互动到在线政府事务处理存在着递进层级,但服务作为基本的价值形态和政府形态始终是政府转型无法偏离的价值坐标。而只有价值和应用的角度,才能够真正(?)清电子政务成长的误区.也才能促使我们不断地用目标对电子政务建设的行为偏差理性矫形。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地方政务微博发展状况及建议——基于南通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微博也随之出现并极大改变了传统的政民互动模式，越来越多的党政机构顺应时代发展开始利用政务微博，使其成为信息交互、征集民意、展示宣传、回应诉求等的政民互劝平台，以达到新形势下创新社会管理的目的。文章选取新浪微博平台上的280个南通政务微博作为调查对象，分别从政务微博的基本情况、使用情况、互动情况和微博内容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结合南通政务微博的实际运行成效，分析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新时代推进党的执政与国家治理互动协调发展

在逻辑内涵上,党的执政与国家治理互动协调发展要以党的领导和执政为前提条件,以国家治理改革为关键环节。在现实性上,党的执政与国家治理互动协调发展是现代治理改革的时代要求,是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需要。在根本立足上,党的执政与国家治理互动协调发展要以制度精神的塑造为核心,不断健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在实践上,要切实围绕国家法治化建设,从转变党的执政与国家治理理念、改革党的执政与国家治理体制、提升党的执政与国家治理内在统一性等方面,推进党的执政与国家治理互动协调发展,进而有效提高治国理政现代化水平。     

东城区市民中心和民间组织指导服务中心成立一周年成果掠影

为了践行“政务公开，政社合作、政民互动”的社会管理理念，2007年11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设立了东城区市民中心、成立了东城区民间组织指导服务中心，两个中心与东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政府服务模式，成为政府、社会组织与市民之间沟通交流互动的新型平台。目前。市民中心的运作模式正逐渐向网络化的趋势发展，公益活动延伸到了街道、社区，影响力已波及外区、外省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的四重论域

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彰显着认识论的生态现象批判、社会论的资本逻辑批判、实践论的生态实践批判、价值论的伦理价值批判等四重论域。生态现象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的着力点，让其关注空间生态形态的演变，这是从认识论上认识空间生态现象；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的根本动因，让其详细阐述资本逻辑对空间生产的支配及造成的生态危机，这是从社会论批判空间生态危机；生态实践批判是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的理论根基，让其号召无产阶级通过空间革命来建立和谐稳定的空间生态，这是从实践论上解决空间生态困境；伦理价值批判是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的落脚点，让其要求空间生态变革成为人类解放的条件，这是从价值论上实现空间生态正义。马克思从不同维度审视了空间生态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空间生态有积极启示。     

数字化转型嵌入社会治理的场景重塑与价值边界

实践样板的生动经验表明，我国社会治理正在大步迈向数字化转型的多场景样态，而数字化场景在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嵌入，不断阐释出新的治理逻辑与规则框架。去中心化与信息裂变特征持续增强的数字化场景，一方面增强了社会治理多元参与主体的话语权与共享性，体现出更加扁平化的社会权力配置重塑趋势；另一方面，新空间与新秩序的产生，也继而冲击了原有社会的组织形态与主体角色，识别难、虚拟化、无组织等都成为制造新社会问题的矛盾源头。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也是社会治理规则的不断重塑过程，不仅要通过制度边界和技术边界框定数字转型在可行可控轨道内运转，也应合理借助伦理边界和人文边界来维护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性与平等性目标，使数字技术在未来为社会治理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吸纳式服务: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过渡机制

"后单位时期"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理论上是如何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来说,社会治理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二维关系特征,该变化是在党、国家与社会三维框架中展开的。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依靠"双轨化"的功能结构,一方面选择性地吸收社会力量,实现国家意志向社会"渗入";另一方面以服务为导向,通过吸收社会力量"反哺"社会建设。这一"党社互动"过程可以归纳为"吸纳式服务"。通过对广州开发区异地务工人员管理服务创新的案例研究发现,"吸纳式服务"在"双重整合"的运行逻辑下,呈现了"控制-支持"的"重层式"功能特征,有助于从增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缓解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造成的制度摩擦与转型压力。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持续推进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熟壮大,党组织与社会主体的互动方式将逐渐由"嵌入式引领"为主,向突出"兜底式服务"的方向转变。     

上海市政务微信发展报告:从发布走向服务

从整体分布、账号管理、发布、互动、服务等维度出发,对上海市政务微信的现状与趋势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构建全面覆盖多个维度的政务微信分析评估框架。基于研究分析的结果对提升政务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能力和成效提出建议:政务微信在整体布局上应从"立体化"全面开花迈向"关联式"顶层设计,在账号设计上应从部门导向转向用户视角,在信息发布上应从重产出变为重效果,在政民互动上应从问答走向互动,于在线服务上应从信息查询迈入全流程办事,在评估方式上应从单账号、单维度转为整体性多维度。希望本研究有助于提升上海政务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能力和成效,并为全国其他地区政务微信的运营和发展提供借鉴。     

从机构改革到界面整合：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

对治理界面的整合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改革策略,为行政组织的变革提供新的方案成为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实践的显著特征。以河长制为例,分析了界面整合的操作逻辑,揭示了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河长制通过从完成任务到解决问题、从各管一块到集中对象、从分散权力到集中权力、从模糊责任到清晰责任等实践,实现了界面治理问题、对象、责任和权力的整合,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界面整合与机构改革在驱动因素、核心目标和激励强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是对行政组织运行机制的理顺与调适,是对科层制的突破而非超越。     

传媒政治时代的领导者公共形象传播与形塑逻辑：一种技术分析

现代传媒网络构建了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强大的传媒系统一方面主导着国家政治—行政过程;另一方面又深入地影响和干预着现代领袖群体的行为方式。在高密集传媒网络形态中,领导者公共形象传播具有何种形塑逻辑和制约特性?在人与传媒的互动中,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这是今天“领袖行为艺术”和领导者公共形象建构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本文于“时代—人物”交互点上,分析、论证了新的网络形态中领导者公共形象传播的六种客观特性。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百年演进的三重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百年演进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据,在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和实践策略等维度上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从“社会本位”到“关照个人”、从“规训取向”到“关照解放”的演进逻辑;在理论基础上,呈现出从“依托理性主义”到“兼顾情感主义”的演进逻辑;在实践策略上,呈现出从“说教为主”到“重视交互”、从“观念”到“知、情、意、行等多种形态”、从“政治话语”到“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从“强调认识”到“重视行动”的演进逻辑。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具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关于深耕地方文化推进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社会的意涵体现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深刻调整转型的动态化进程决定了基层治理单元的重组变迁仍将处于持续的动态调适中。居民的社会需求与社交网络日渐远离以血缘、业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居民自治体系与协作机制的构建缺乏共同体身份意义与治理功能。文化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价值,地方文化的梳理整合是身份认同的过程,基层社会的存量文化资源与下沉的增量治理资源需要优化配置,与基层社会实现有效对接,在交互合作中,形成一套“拉得出来、顶得上去”的文化机制体系。     

城乡互动 和谐发展

围绕构建城乡党建工作一体化新格局目标，百色市右江区以开展“党组织互联共建，党员互动共进”活动为载体，按照“组织共建、党员共管、资源共享”的要求，从今年4月起，选择本区内108个城区单位与辖区内的108个行政村结对，全面开展“强基”工程、党员服务、生产服务、文化服务、卫生服务、法律服务、政务服务等活动，促进农村各项工作的全面协调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