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社会回应政治：社会组织党建的内在逻辑与功能进阶——以Y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党建作为执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治理机制,是观测社会组织发展以及党建如何走向治理中央的关键维度。但现实中对于社会组织党建的研究存在明显的“窄化”。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组织党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本文建构了“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的分析框架,以Y社区服务中心党建实践和治理过程为例,从治理角度研究社会组织党建,也从党建本体角度观察其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引领功能与治理价值。社会组织党建是一个多重逻辑的“同构”“叠合”过程,存在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两个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社会组织党建通过在社会组织内部新构“党社结构”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治理嵌入。     

重归平衡：环保垂改的制度逻辑及其组织法创新

深化环保垂改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纠正地方保护主义与压实地方主体责任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须置于环境职权配置的制度逻辑中求解，围绕相关组织法机制展开制度创新。以职权配置过程中的“约束性目标—形成性目标”这一平衡框架来看，要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应当着眼于强化约束性目标，环保垂改正是尝试通过执法权的上收和监督权的强化达成此任务；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则应当对形成性目标进行优化，当前生态环境领域内的其他相关改革通过层级任务的重构初步优化了形成性目标。行政组织法应对层级任务的重构进行系统回应，对任务划分、组织保障和权责归属等事项梯次明确。为此，需要以环境事权的界分来优化治理任务的配置，以组织模式的界定来回应治理任务的需求，以权责清单的建构来增进行政任务的体系化，从而构建一套分工清晰、权责适配的环境治理推进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现代组织理论视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组织理论是透视和剖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佳视角。在组织理论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众多社会主体的组织化联合体，其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分散、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为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愿景搭建了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度特征，它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开放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治理朝着社会化、民主化、系统化、协同化、专业化和高效化方向健康发展。     

公司治理分析框架的重构——基于功能性需求的视角

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设立了公司所有者对职业经理人的认知假设，从而分别提出了“控制”和“信任”两类完全不同的治理策略，然而不论是“代理人”还是“管家”，单一的治理策略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复杂的公司治理问题。事实上，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是完全可以相容的，本文借鉴了以功能性需求为导向的组织设计思想，意在构建一个融合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双重视角的新的公司治理分析框架，为今后的公司治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同构压力与目标替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形式化”问题及治理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话语和理论创新要求下，基层治理受趋同、规范、竞争与模仿等同构压力影响，少数治理主体为寻求政治认同、规避责任风险与获取竞争优势等，采取名实分离、以“迹”为“绩”、以“创”代“行”和悬浮服务等策略，引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形式化”。同构压力下基层治理以党建目标替代治理目标、以话语创新替代制度创新的目标替代行为，及由此带来的制度耦合困境，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形式化”的根源。要化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形式化”问题，关键在于明确组织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与中心工作，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价值目标重构、推进党建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功能再造、推动党建制度创新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多元治理主体耦合联动的共同体。     

权利开放秩序: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形态

新的历史背景下,现代国家治理中所内蕴的参与、平等、协商等价值要求一种新的制度形态。借助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概念,权利开放秩序不仅可以视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形态,也为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与方向。具体来说,一方面通过塑造能动性政治来打造行动中的社会与公民,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另一方面以完善责任政治来促进政府回应,提升政府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开放有序、流程顺畅的政治系统。     

嵌入型治理: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探究

嵌入型治理指某一治理主体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制度规则、公共政策等合法途径介入另一治理主体,构建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体系,以推动治理主体自身的发展,并解决公共问题或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它强调不同的治理主体相互介入形成嵌套结构,在推动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治理中心。嵌入型治理是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双重目标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尝试。社会组织和国家可以通过关系嵌入、功能嵌入和组织嵌入形成互嵌,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科学决策、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民自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在于“契合度偏差”,即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认知、运行监管、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尚未能很好地契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求。要走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契合度偏差”困境,就必须优化制度环境,从价值认知、监管制度、能力建设、资源支持等方面下功夫,使社会组织成为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充满活力的市域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治理视阈中行政管理改革制约因素的破解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行政管理改革构成整个改革的核心环节。就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来看,行政管理改革的滞后已经对其他方面的改革深化构成了牵制,这种滞后主要源于行政管理体系内逐渐积累的五对矛盾的制约。从治理视阈来看,破解这五对矛盾的制约进而将行政管理改革向前推进,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相互协同":一是作为现代治理主体的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相互协同,二是作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技术、制度与价值理念之间相互协同。     

从“分级管理”到“协同治理”：我国教育减负政策的话语变迁

以话语制度主义为理论视域，教育减负政策的制度创设、制度选择与制度变迁分别遵循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事实与价值的博弈以及观念与话语转换的政策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减负政策话语历经“政治话语主导”“专家与公众话语介入”“媒体话语推波助澜”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四个关键时期，表现出从“分级管理”到“协同治理”的变迁逻辑。未来我国教育减负政策的优化路径包括：正视社会语境，全面考量相关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理念；关注话语联盟，引导建立教育减负改革的利益共同体；完善政策话语，借由“优势视角”优化政策文本表达。     

论协同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向

协同治理是全球化时代,由跨越组织、部门和空间边界的公共部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或个人相互协调合作,共同解决棘手公共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从政策制定过程、构建良善关系和善治实现方式的维度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策略,协同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通过鼓励公民参与使新兴民主得以巩固、衰退型民主能够复兴,并通过多元协同提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协同治理是对现实治理难题的回应,在产生、达成与运行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特有的实践取向;而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协同治理在理论探讨还落后于实践,需要在内涵的本质属性、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以及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社区治安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优化路径

社区治安是社会治理的安全基石。有效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关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安治理新格局,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崭新而高级的治理形态,协同治理成为提升社区治安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以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础,以SFIC模型为分析框架,可发现我国社区治安面临社会组织自主能力孱弱、协同制度缺位及催化领导不足等现实困境,亟须培育社会治安力量、完善协同制度设计、强化催化领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协商对话、利益协调、资源共享和协同行动等长效运行机制,推动社区治安协同治理持续良性发展。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模式选择、现实挑战与构建路径北大核心SSCI

公共危机的跨界属性具有复杂的形成机理,是风险关联性、要素流动性、系统复杂性、区域关联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跨界公共危机属于典型的“棘手问题”,科层制模式对其治理存在失灵现象,而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制之间的组织间网络模式成为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选择。然而,组织间网络具有独特优势和可能缺陷并存的二重属性,中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冷静思考。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在科层制组织结构惯性影响、网络成员目标不一致、网络成员间协同、信息共享、社会主体能力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基于此,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应从风险认知、结构优化、过程控制、制度发展四个维度,采取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调适以应急管理部为核心的综合性体制、形成均衡的全过程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等系统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