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及其治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探讨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可以认为是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由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开展行动者转译和网络建构所造成的。从行动者转译与网络建构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主要社会伦理风险包括:智能互联下的行动者之“恶”传播风险加剧、行动者社会分工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加剧、行动者转译的技术异化问题更为严峻、“行动者网络”下的数字安全风险增大、行动者“五际”关系维度的数字平权问题凸显。基于此,从合理界定行动者主体的权责关系、加强行动者转译的全过程算法治理、构建人机“共善”的行动者治理共同体等方面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治理,确保科技向善健康发展。     

“聪明技术”如何“更聪明”——算法推荐的伦理与治理

作为一种运用人工智能让计算机“教会”自己不断进阶并寻找新数据以做出判断的“聪明技术”,算法推荐技术内蕴着摆脱人类控制的倾向和“从人指向物”的特定关系模式,具有高度伦理敏感性,并带来认知性与规范性两个方面的伦理风险。应对技术伦理挑战,展开算法推荐的伦理治理有三方面要求:一是以伦理先行的自觉,明确算法推荐的伦理规制原则,发挥伦理原则的路标作用;二是确立分布式道德责任,重塑算法推荐的责任主体,促进算法的负责任创新;三是优化算法推荐的伦理治理结构,展开敏捷治理,实现技术向善与技术赋能的契合。     

农村教育竞争兴起的逻辑——从“读书的料”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村教育竞争现象兴起且日趋激烈化,在实践形式上表现为择校报班、母职陪读、父职配合与家校关系经营,可从教育责任伦理变迁视角来解释其兴起逻辑。教育责任伦理意旨政府、学校、家长和学生四类主体在教育服务资源供给、教育过程与学生学业成就上的责任归属秩序,可通俗理解为：谁应为学生教育发展负主要责任？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开放化、教育资源质量结构等级化的“推力”与家庭教育发展任务刚性化的“拉力”中,教育责任伦理朝着家庭化方向发生变迁,从传统“读书的料”变成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它为家长全面参与教育提供了价值合理性,并在县域开放的教育环境中不断刺激家长教育竞争实践,由此推动农村教育竞争兴起。教育责任伦理家庭化也意味着农民子女教育阶层流动模式日渐从学生个体奋斗转变为家庭组织化动员,家庭成了新时期教育不平等扩大和再生产的前沿阵地,亟须引起重视。     

西方文学动物叙事的伦理视野

西方文学的动物叙事源远流长，代有佳作，在社会伦理、宗教伦理、生态伦理三个维度上对人类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索。在社会伦理的维度上，它涵盖了西方的社会伦理探索的全部过程；在宗教伦理、生态伦理的维度上，它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人类的道德自我完善。西方文学的动物叙事成为人类德性之路的启示录。     

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个热点问题及其伦理考量

伦理关系一般说来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就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关系而言，这两个主体通常是指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而企业利益相关者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问题会表现为不同特征。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属性，可以把企业社会责任涉及到的伦理问题分为外部伦理问题与内部伦理问题。     

社会保障制度的伦理思考

现代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按排从诞生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一百多年来，这一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这一制度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如此迅速发展?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其对各国政治、经济发展和稳定的独特作用而被各国政府广泛推行外，还由于这一制度体现了人类社会伦理本质而得到社会伦理的支持。用罗尔斯的话来说，人们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不仅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而具建立在道德和政治基础上。”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探讨和研究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伦理的关系，无论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还是对社会伦理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伦理”与“道德”辨析

“伦理”与“道德”在词源学、英语语境及实存的人伦关系三个层面各有内涵和意蕴,但是“伦理”与“道德”又不是毫不相干的平行线,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伦理内涵着道德,道德有待于发展为伦理;伦理是道德的本质,道德是伦理的具体化;伦理是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前提,是道德的原则和本质,道德是伦理的表象和必然指归。伦理与道德的具体内容都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论我国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建设

人工智能技术既有远大发展前途和广泛应用前景,但也远未成熟,尚难以准确评估其可能导致的伦理道德后果。为加快构建我国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应精准识别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伦理困境,确立人类主体性、可持续发展、伦理嵌入性和发展平衡性的基本构建原则。应通过建立人工智能发展伦理委员会、识别伦理问题并确立伦理准则、制定伦理规范的实施方案、推动嵌入伦理规范的行业发展和产品研发以及实施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市场投放与反馈,以推进我国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建构进程。     

下篇:人工智能,人类的朋友还是敌人

正从实验室到流水线,从科研精尖到大众生活,从技术突破到创业风口,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但同时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是人类的朋友还是敌人,取决于人类自己。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     

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视阈中的关怀伦理

关怀伦理作为一种情境性、关系性道德,积极谋求建立一个充满责任和关爱的世界,强烈呼吁各道德主体能相互理解、同情和关怀。它自产生至今受到的质疑和批评,归结起来便是没有很好地回答和解决四个问题——公正伦理与关怀伦理的关系问题、性别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伦理关系模式问题、社会变革问题。这在根本上缘于关怀伦理具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关怀伦理的内在张力及其对社会的深刻批判,它闪耀着人类希望之光,其乌托邦性也拥有启示未来的功能。     

科技时代的伦理(责任伦理)之困惑

乔纳斯的责任伦理是针对科技时代的伦理。责任伦理中的责任是一种预防性责任,或前瞻性,或关护性责任,是一种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这种对责任概念的新的诠释正是乔纳斯的创新之所在,但也恰恰是这种创新,为责任伦理带来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困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使责任主体悬置;科技后果的难以预测性使责任伦理的“积极指导”可能受挫;缺乏可靠的责任主管和相应的制裁机制,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对特定的价值规范或终极价值目标缺乏严密的论证,使其理论根基不牢。     

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伦理困境及其反思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最根本的生存性关系。在现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这一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从“敬畏自然”到“控制自然”的转变过程。但是这一观念导致了双重的伦理困境：即日益严重的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伦理困境和人与人关系异化的社会伦理困境,这使得人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构建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的新关系。     

基因伦理视阈下的快乐指数

理查德·鲍尔斯的新作《快乐基因》彰显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小说揭示了基因技术衍生的伦理和道德风险。利用基因伦理观来分析该小说的主题,可以看出,基因科学的无限度发展和滥用会产生诸如人类被物化、矛盾对立面的消失、基因歧视等诸多社会与伦理问题。而试图借助人工技术来提高人的快乐指数的科学研究,也只是自欺欺人,是在制造"被幸福"。因此科学研究应在一定的社会控制范围内、在不威胁人类本性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这样科学才会真正地造福人类。     

从关怀伦理的视角解读正义伦理

正义伦理是现代人推崇的价值理念。然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它存在三大真空地带:忽视人类相互依赖的普遍经验;忽视传统女性的弱势群体地位;忽视了家庭生活领域的价值。关怀伦理学分别从人己关系方面注重推理与情境分析相结合对单纯进行抽象的道德推理的超越、人与人关系方面“关系自我”对“抽象自我”的超越、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系统有机论对本质主义机械论超越了正义伦理,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视角。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伦理建构

构建和谐社会,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成为时代的呼唤和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是一种恶,扬善去恶是人类伦理追求的一个目的。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把握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功利和幸福,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伦理载体的实与虚

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伦理的载体,但在人如何成为伦理文化形态的载体问题上,存在着发生学意义上的不同理解,这主要体现为生物学与文化学的差异。伦理载体不一定是伦理实体,伦理实体只能是某种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客观现实性、关系秩序性、权利对等性、形式多样性等特点。在具体的伦理生活中,伦理主体是实体性的主体,而伦理实体又是主体性的实体,但伦理实体与伦理主体不能等同或者直接同一。随着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的对象化往往被视为伦理载体(自然)。由人的想象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还可以虚拟出伦理实体(网络),甚至直接把人自身"延伸"(机器人),导致伦理载体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形态,甚至出现了"虚化"的趋势。要保持伦理实体的"纯正",必须充分认识到伦理载体的限度,这种限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伦理本身的局限,另一个是人(伦)作为伦理载体的限定。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霸权”与战争正义性问题审辨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霸权”的伦理挑战,发端于科技领域,辐射至战争领域。数据霸权引发美国等少数霸权国家对大数据资源的垄断,在科技伦理层面挑战了数据权利和数据利益的分配正义,进而在战争层面利用“数据霸权”频繁发动战争,挑战战争正义原则。少数霸权国家在军事行动中对于大数据分析决策技术的高度依赖,导致大数据对人类的反向操控,冲击了科技伦理的自主原则,进而导致战争伦理中区分原则和相称性原则的异化,危及人类的尊严和基本权利。数据霸权造成的一系列责任事故和责任分配困境,体现出大数据研发人员面临“负责任研究”精神缺失的风险,这种风险辐射到战争伦理层面,导致“不负责任”的战争文化盛行和军人武德精神的沦丧。围绕上述冲击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约束“数据霸权”的伦理规范,为治理当前国际大数据技术军事应用所造成的伦理失范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休闲伦理:现实考察、内涵深化与实践转向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有闲社会","休闲伦理"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休闲伦理内在包含"休闲的伦理"和"伦理的休闲"两个维度,"休闲的伦理"是指休闲行为的内在依持,而"伦理的休闲"则是符合伦理的休闲行为,两者辩证统一于具体的休闲行为。当前,休闲伦理要注重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向,即从"休闲的伦理"走向"伦理的休闲",具体在休闲行为中要注重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达到精神生态和谐,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生态和谐,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自然生态和谐,三者共同推动人类走向"休闲和谐"。     

论网络伦理责任对网络伦理困境的超越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生存空间——"网络社会"。网络社会在推动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伦理困境。其实,这种伦理困境最为本质的道德根源就在于网络社会伦理责任的缺失。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凸显和强调伦理责任的道德价值是我们走出伦理困境的根本出路。     

政治伦理审视下的政党、责任政治与民主

现代民主需要政党来驱动运转，这一点已是常识；政党本质上是民主的，这一点却容易被割裂。民主对政党、政党政治而言，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制度形式，更是一种内在的伦理要求。而责任政治、有回应的责任政治（通过政策及其过程体现出米井被检验），则是将政党民主的形式因和目的因衔接起来的重要过程，也是将制度和伦理有机统一起来的关键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