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衔后看戏,我点《秦香莲》

熊兆仁福建永定人.1912年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我的“四次”授衔经历

王直福建省上杭人。1916年生。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我少将军衔。授衔命令是在当时华东军区所在地南京宣布的。说实在的，授衔时，我与许多同志一样，并不激动。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共和国是千千万万个人民英雄流血牺牲换来的，     

我的“四次授衔”经历

王直福建省上杭人.1916年生.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共产党员》驱散我心头的迷茫

我是一名外来打工人员,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离开原单位党组织后,参加党的生活,在组织的怀抱里不断锻炼和成长,是我十分迫切的要求。但我的组织关系没有随身携带,也不知道怎样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因此,我的内心一度极为空虚和迷茫,真有点像迷途的羔羊。     

忆五五年授衔与六四年晋衔

张宜步．福建永定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得一级红星功勋章。     

王必成同志授衔前后

我们是王必成同志的老部下,前不久,我们从2005年9月17日的上海《新报》上,看到《党史博览》2005年第9期刊载的《我军首次授衔背后》(原文题目为《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上)》)一文。文中有一段讲到王必成同志对评为中将军衔有意见,说“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     

我心中的《党史纵横》

编辑同志:我在市委机关搞党史工作,也是你们陌生的朋友,虽然我们未曾谋面,可《党史纵横》杂志早已成为沟通我们心灵的纽带和桥梁,你们可曾知道,在安徽黄山,有一群每天都渴望读到贵刊的读者。贵刊内容广博充实,形式生动活泼,风格清新怡人,读后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图文并茂,栏目丰富,融思想性、知识性、历史性、可读性、资料性、收藏性为一体,看后让人长知识,增阅历,受益匪浅;贵刊不媚俗,保持了高品位,没有官样文章,也没有大话、空话和虚话,更没有令读者望之生厌的八股腔和空洞的说教,比起一般刊物热衷的明星大腕艳闻秘史,耸人听闻的案例“纪实…     

我与《大特区党风》

《大特区党风》是我们纪检监察干部的良师，她内容丰富，政治性强，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可读性。她的《专稿》和《要闻速递》栏目，能让我及时了解党中央和中纪委每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及时了解省委、省纪委的反腐倡廉工作部署，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方向；她的《研究与探讨》、《工作在线》和《域外一瞥》栏目，使我     

下岗后，《共产党员》为我指明了方向

连日来,全党上下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特别是认真研读、深入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学习《决定》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决定》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在很多领导干部和党员中已经达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比如《决定》概括总结的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六个必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五个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四个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提高“五个方面能力”,等等。     

《西行漫记》封面上的红军小号手谢立全

一面迎风飘扬、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红旗;一位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持军号,举止问透着英武、坚毅、果敢、勇往直前。     

忆五五年授衔与六四年晋衔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标志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正在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显示了我军的高度统一和集中,并逐渐在制度上与国际接轨.     

授衔后，我当了一回“展览品”

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昔日在穷乡僻壤中出没，穿着粗布军装，吃着玉米面和小米．扛着“三八”大盖的“土八路”，眨眼之间．换上笔挺的马裤呢军装．扛上金灿灿的肩章，不仅我们自己感到像换了个人似的，人民群众也有“刮目相看”的感觉，在我军指战员崭新的形象前，他们崇敬、羡慕又感到十分的好奇。在授衔后的一段时间里，只要街头一出现着新式军装、佩戴军衔的指战员，     

王稼祥缘何未被写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提起名扬全球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知道，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当时第一个秘密寻访苏区的外国记者，深入陕北办区采访之后，用细腻的笔触写到了几乎所有的红军领袖人物，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徐海东等，多达几十人，为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真实及时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产生了广泛、久远的影响。但是，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这部宏篇巨著里竟然觅不见当时在党和红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的踪影。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事出有因的。这得从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祝捷大会上负伤的事情说起。     

我在《大特区党风》的十年

收到《大特区党风》的约稿函，我愣了许久。或许是第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前不久，听说《大特区党风》要并刊，心里忐忑了很久，冥冥之中似乎要失去什么，这封约稿函，算是给了个不该给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