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

宏观调控行为属于决策行为和国家行为 ,具有不可诉性 ,但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行为可以不受监督和不负责任、受控主体的权利受损害时不能救济。要对宏观调控行为不可诉性造成的弊端进行补救就需要相关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正当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二是宏观调控能够法治化。宏观调控法治化的最终标志,是司法可以也能够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审理与裁判。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的观点在理论上因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理念而不合时宜,在实践中则可能因应人治的需要而十分有害。虽然要实现宏观调控的可诉性在目前还存在许多障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宏观调控可诉性的理由。通过对现行司法制度的改革,以建立"公益诉讼"为突破口,辅之以"法院之友"等手段,宏观调控的可诉性是可以实现的。     

宏观调控的可诉性之辨

主张宏观调控不具可诉性的观点,其实并未能准确地把握国家行为不可诉性的本质,也与法的可诉性内涵不符。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所内涵的是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法院对宏观调控司法审查的内容并非是指宏观调控的内容及其结果,而是指出台的宏观调控决定是否与宪法或其上位法有冲突、是否违反了宏观调控的程序规范、是否损害在先的合法个人权益和集体权益等。宏观调控的可诉性可通过宏观调控立法的法律责任规范和宏观调控主体法律责任规范得到构建,并通过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审查来实现。     

宏观调控决策行为接近司法的应然性新探——理性的选择与制度的障碍

本文在对宏观调控决策行为接近司法的范围初步界定的基础上,以我国宏观调控决策行为接近司法为中心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宏观调控决策行为接近司法的理论根源;宏观调控决策行为接近司法的制度障碍;我国宏观调控决策行为接近司法的法律路径设计。     

论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及其弥补

司法是任何法律运行的必备要素和任何法律纠纷判断的最权威象征,缺乏司法救济的权利必然成虚设。经济权利与经济司法之间原本天然地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较诸其他实体法的可诉性缺陷尤为突出。经济之诉与诉权理论不发达,造成立法上经济法的不可诉现象广泛存在和经济审判功能的严重缺位。其实,经济冲突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法的可诉性已成必然。弥补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显然是传统三大诉讼制度无法胜任的,唯有在诉讼理念上有所超越,方能显示出经济法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中的强大生命力。一、…     

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责任探析

宏观调控行为是一种新型的政府行为,其法律责任归属于经济法责任,在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以我国宏观调控行为法律责任的立法现状与责任特点为立足点,在阐释其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的基础上,提出如何实现宏观调控行为法律责任的几点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宏观调控行为法律责任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     

“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兼评《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

法的可诉性是法保持客观公正地位的灵魂所在,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然“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就是对公权力神圣化,将公权力至于“神坛”,缺乏相对监管机制,从而导致宏观调控所属的经济法部门也很难表现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既定的法律关系中确定各主体的权利义务是一部法律的主要内容.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一部法律就可能落空,权利救济也很难落到实处.这种将政府行为游离在法律之外的行为,极易导致“集权人治”的后果,也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理论.虽然我国当下司法现状对实现宏观调控可诉性缺乏足够的能力,但是这并不影响宏观调控可诉性的本质.     

试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目前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监督制度存在缺陷，主要是没有进行司法性审查监督或者说是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具有不可诉性。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或不能司法审查的做法存在着与行政诉讼目的抵触、与行政复议法脱节以及与世界上法治先进国家做法差别较大等问题，因此，重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制度就是要坚持司法性审查监督的原则，兼顾抽象行政行为的多样性和审查监督权的合理分配。     

宏观调控立法特点及其新发展

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三个基本构成之一。其在立法上具有立法内容上的多样性和变动性 ,授权立法和多级立法较多 ,执法主体自由裁量权较大 ,大量采用提倡性、任意性规范等特点。随着我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经济 ,社会化、民主化和国际化特征也逐步成为其核心之一。在立法中要对宏观调控权的行使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建立公开制度、咨询制度、听证制度、协商制度 ,逐步改变对管理者的法律义务、法律控制甚为薄弱的局面 ,将包括宏观调控法在内的经济法构建为一种控权(力)法和维权法(利)法。     

宏观调控立法特点及其新发展

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三个基本构成之一.其在立法上具有立法内容上的多样性和变动性,授权立法和多级立法较多,执法主体自由裁量权较大,大量采用提倡性、任意性规范等特点.随着我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经济,社会化、民主化和国际化特征也逐步成为其核心之一.在立法中要对宏观调控权的行使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建立公开制度、咨询制度、听证制度、协商制度,逐步改变对管理者的法律义务、法律控制甚为薄弱的局面,将包括宏观调控法在内的经济法构建为一种控权(力)法和维权法(利)法.     

经济法责任及其诉讼程序的反思与拷问——兼与颜运秋教授等商榷

无视经济法责任来讨论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无疑是缘木求鱼的做法。由于传统部门法已经渐趋成熟，以及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理论的变异，从而导致经济法缺乏普遍的自己专有的法律规范，往往多是借用了传统法律规范，由此决定了经济法无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而是“四大责任”的综合。因此，经济法无构建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的必要性。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与有无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无必然联系。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法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公益诉讼问题．以及经济法私益诉讼的司法保障问题。经济法的诉讼程序在于亟待建立违宪审查程序及其宪法法院（或类似机构）。并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和加强私益诉讼的司法保障。     

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考

就法理基础而言,以国家行为不可诉原则、“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理论反对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理由不能成立。就实践发展而言,创建这一制度是新形势下贯彻依法治军方针、推进军队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是加强军人合法权利保护、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充分挖掘军事司法潜能、构建和谐军营的内在要求。在制度建构中,应当以国家行政诉讼法为基础,遵循司法规律和军事变革规律,限制军内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时间范围、简化司法机构、实行地域管辖。     

经济法对宏观调控权的规制——以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调控为例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宏观调控是国家调节三方式之一,宏观调控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需要处理好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控措施应当科学、合理。需要依法调控,用法律控制权力,防止滥用宏观调控权损害民众利益。宏观调控包括控制与引导、宏观与微观管理相结合,不能片面理解为"控制"、从紧,也不能把各种行政干预措施都当成宏观调控,借宏观调控之名行行政命令计划管理之实。     

重构我国经济法诉讼理论与制度体系的思考

经济法诉讼是经济法独特的司法程序,是指相关的组织和公民根据经济法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规范、侵犯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在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鉴于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于经济法诉讼的定性比较混乱的现状,我国亟须从经济法诉讼的目的与原则、当事人适格理论与原告制度、诉权与诉的利益理论、举证责任理论、受案范围制度、管辖制度、诉讼费用制度以及激励约束制度等方面重构我国经济法诉讼理论与制度体系。     

论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与作用——以X市“禁猪令”为例

本文以X市政府的"禁猪令"为例,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进行分析,结合经济法基本原理指出经济法必须要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占基础性地位并发挥规范引导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将权力放进笼子里的服务型政府。     

论政府经济决策权的法律约束

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出现,是西方国家对运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自由经济政策重新审视的结果。自由、公平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政府在决策时,一方面要考虑到如何保障经济主体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提供公平的市场秩序,另一方要面思考如何使对经济主体自由的限制最小化。本文将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定位,政府经济决策的价值取向、决策范围和程序、法律责任及司法救济进行简要分析,并进一步阐述政府经济决策的法律约束问题。     

试论经济法的可诉性及其完善

从法的可诉性和经济法的实施过程出发,论证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的部门,并没有相应的经济诉讼制度与之相适应。针对我国法律法规中不可诉现象还大量存在,本文从实体,程序方面提出几点建议来构建特殊的经济诉讼法律制度。     

宏观调控行为法律责任刍议

宏观调控行为法律责任属于经济法责任的范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宏观调控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如何认定以及如何实现是宏观调控法责任理论中重要的问题.本文从宏观调控法律行为责任的形态、归责原则和实现三个方面对宏观调控法律责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超越局部与个体的经济法行为——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行为为视角而展开

经济法作为后生于民商法和行政法而存在的新兴法律部门,其目的在于弥补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局限与不足。从央行宏观调控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其行为方式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法行为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完全独立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而孤立存在,但经济法的整体主义视角,又使经济法行为必然能够超然于具体的或单个的行政行为或民事行为,从而表现出其独有的价值魅力。     

国有企业分红制度的立法完善建议

国有企业分红制度正式确立,标志着国企改革超越企业层面,进入与国有资本,国有财产体系相衔接的新阶段.然而,关于国有企业如何分红、分红责任、分红救济的具体制度尚未明晰,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根据经济法责权利效相一原则,应当完善分红决策的责任机制,约束分红决策行为.从保护中小股东、减少内部人控制的角度看,应当完善相关的司法救济制度,尤其是应当引进强制分红之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与国企红利及其再分配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制度,加强对其的法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