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法律与宗教危机——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梁治平先生的《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一文对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篇代译序,它更是一篇《法律与宗教》中国化了的预言性文章。文章不乏真知灼见,虽属说理性文章,但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见解力不仅为我们概述了《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思想精髓,而且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与中国宗教的大门。文章中富有深刻思想性的"我们的危机"的观念,不仅对《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提的西方的"整体性危机"一词有了中国化的透视,而且也形成了对生活于现代法制下国人的警醒。     

法律与宗教——从《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说起

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美国法律信仰发生了整体性危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他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二者既存在张力,也有复合。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是互动的关系,现实中的政府与宗教不可分离,法律信仰保证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因此,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

现代社会遭遇了生存意义危机,其重要表现便是法律不被信任与宗教不被信仰,伯尔曼研究法律与宗教便是想解决此问题。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而宗教所要求的爱、信仰和恩典等要素与法律相契合;法律与宗教应该超越原先的二元论束缚并形成综合以破解分离的困境。然而,法律与宗教之分离是反思中世纪以及近代实践的一种经验结晶,它造就了现代的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伯尔曼的解决途径则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宗教革命创造法律体系——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书的宗教法律史观

伯尔曼的名著《法律与革命》从宗教信仰与法律的关系出发 ,深入剖析了基督教教皇革命对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作用 ,以宗教信仰为总的出发点和基石 ,运用历史学考察方法 ,对包括法律史、宗教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的文本材料进行分析总结 ,通过探求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精神本质来为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所面临的危机寻求解决之道 ,这一独特的视角使此书在西方法律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我们去研究分析和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的宗教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关注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习近平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统一战线重要思想的宗教篇.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的宗教篇包括如下内容体系:宗教工作是“全局性工作”,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加强和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     

移植法律在中国的困境——关于法律信任问题的若干思考

本文借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在法制现代化的今天,中国目前实际上并不存在伯尔曼说的法律与宗教脱节所带来的法律集体信仰危机,亟待解决的是民众对国外移植而来的法律的不信任问题。如何保证法律利导性的实现,这是外来法律得到我国人民的信任的关键。     

试析西方法律中的宗教因素

宗教与法律是人类文明中的两个重要遗产，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宗教逐渐体系化，法律也慢慢独立出来，二者相互交融，互相影响。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自原始社会分析到资本主义近现代社会，结合世俗权力对法律和宗教间关系转变的影响对宗教和法律从产生到发展加以研究分析，试图从法律中存在的宗教因素及其对法律的持续影响的角度来探求二者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邓小平与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准确把握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积极推动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他不仅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而且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宗教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邓小平关于宗教领域拨乱反正的论述，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大局展开的，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历史起点。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之道——读张波《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成果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那里演变发展而来的,但二者之间的演变路径需要学界进行探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一书具体分析了这个问题。该书从实践和文化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内涵进行了解析,并从哲学与法学、历史与实证、启示与价值等多个视角分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之道。     

《论语》中和谐思想的辨析及法律影响

文章解读了《论语》中以自我和谐、生态和谐、人际和谐三个方面作为重点内容的和谐思想。同时，《论语》里“仁”的人性本质和《圣经》里“爱”的人性本质，实质上都蕴涵和强调了人际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和谐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而且对于中国现阶段和谐社会的构建也颇具启发意义。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实然与应然：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危机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任何一种法律，倘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得人们相信，那法律是他们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面临的“法律自法律，社会自社会”的运行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缺乏中国主体意识的法律移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移植应当立足于本土资源。     

公安机关执法“弱环境”现状剖析与对策

公安机关执法的“弱环境”。是指影响或潜在地影响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有效发挥，对公安机关执法不利的环境。影响公安机关执法的环境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科技发展带来的硬环境挑战，也有法制不完备、舆论导向不规范、警力保障不足等软环境方面的因素。从某种角度上说，执法环境弱化的现状不但亵渎了法律的权威与法制的尊严，而且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影响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机关整体形象的树立。     

侵权法的体系化展开与类型化研究——杨立新教授侵权法思想研究

杨立新教授是我国最早开始研究侵权法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当代侵权法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中国侵权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和《侵权责任法》的起草立下了汗马功劳。杨立新教授的侵权法思想不但具有本土性和实用性,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侵权法体系化展开和类型化研究的结合。杨立新教授的侵权法思想主要分为侵权责任构成论、侵权行为类型论、侵权责任形态论和侵权损害赔偿论四个方面。在民法典中侵权法独立成编思想指引下,杨立新教授的侵权法思想具有一定的立法主导性。《侵权责任法》最终吸收了大量杨立新教授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建议稿内容。     

《立法法》修改建议及理由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立法法》的修改是完善法律体系和立法体制的关键环节。全国人大法工委提请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总结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立法工作的经验教训,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促进科学民主立法,回应了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比现行《立法法》有很大进步。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作者在对现行《立法法》和《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以立法法编列章节为序,对相关内容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修改建议及理由。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同样是特殊法条,将该款规定中的"处罚"解释为"定罪处罚"不具有正当性,军人盗窃、抢夺部队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抢夺武器装备罪。出于罪刑相适应的考虑,对上述行为量刑时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法定刑。从立法论角度来看,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缺陷。对此,可经由补正解释的路径来纠正这一错误。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产生的文化意蕴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寓意是在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中被强化的。在装饰艺术中,无论是图案纹样还是装饰绘画,其寓意所表达的中心都与“吉祥”有关,这是一个延绵千万年的永恒性主题。“吉祥”原意是美好的预兆,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周易·系辞》有“吉事有祥”之句,《庄子》也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说。由此可见,吉祥是对未来的希望和祝福,具有理想的色彩。中国吉祥图案因物喻意,物吉图祥,将情景融为一体,因而主题鲜明突出,构思巧妙,形成了独特浓郁的民族色彩和个性。     

新角度看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

社会法发展的历史说明，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是社会法定位的关键之所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各有其发展的轨道，并基于人权理论的不断完善，这一理论的提炼对社会法产生根源、基本理念有重要的作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关系的探讨不仅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更是社会法理论的更深层次的研究。     

中国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法律适用指引——中国侵权责任法重述之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

序言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这两个概念,是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最为复杂、最具有挑战性的范畴,是侵权责任法理论和规则科学化、系统化的典范,关系到侵权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分配的公平、科学、合理,因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特别值得研究,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侵权法的研究重点,受到世界各国侵权法学家和法官的重视。     

记者跟拍与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学分析

现实生活中记者跟拍别人导致侵犯别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一方面记者跟拍是行使表达自由或劳动权,满足大众知情权的体现,另一方面被跟拍人的基本权利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跟拍记者的表达自由或劳动权应受到被跟拍人的基本权利的限制,这种限制必须遵守形式的法律保留原则与实质的比例原则。我国的《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并未给记者跟拍进行直接规定,但从其精神可以得知记者跟拍亦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记者跟拍必须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如此方可平衡相互冲突之权利要求,符合法治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