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若干问题评析

随着近年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司法确认制度从产生到发展,倡导节约司法资源,发挥调解的功能与价值并力求与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土壤相契合,逐步显现出其优势及合理性,但它在申请主体、审查标准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何使得人民调解制度能够在适宜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实现诉讼与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成为司法确认制度发展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新时期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思考

作为非诉讼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缓解司法机关的司法压力、均衡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人民调解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从经济方面激励调解员的积极性、在法院附设调解、进一步加强司法对调解协议的确认来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制度。     

强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基于人民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人们诉讼意识的觉醒,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日益被淡化,其中表现较为明显的就是素有＂司法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之称的人民调解制度。笔者试图通过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研究其存在问题及形成原因,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和建议,努力为强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之初探

人民调解的优势具有主动简捷、及时和经济及广泛的特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是非诉讼程序,属于民事司法程序;确认调解协议前法官须向当事人履行询问、释明的义务;启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当事人需向法院交纳相应的申请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期限限制在5—10个工作日内。若调解协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则可在10个工作日的基础上增加5个工作日。应尽快建立司法确认程序,为人民法院审查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提供程序法依据,使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不但有实体法依据,而且有程序上的保证,具有可操作性。     

论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

在我国大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背景下,如何提升人民调解等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实际功效成为有效化解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而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低下,缺乏安定性,成为极大障碍。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确认程序是有效途径,探讨这种司法确认程序的具体构建是司法工作的当务之急。     

论人民调解的自治性

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进程中,各种问题迎面而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社会压力,人民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成为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被视为社会矛盾解决的第一道防线,负有预防、解决纠纷的重要使命。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其中如何坚持、保持、发展人民调解的自治性成为制约人民调解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理论问题。《人民调解法》的适时出台,重申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为人民调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问题并不会顺势迎刃而解,长期的意识积淀和惯性发展仍然是问题解决的重要障碍。     

论人民调解中的诉调对接机制

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在确立了审前分流式调解和先行调解的同时也对司法确认制度从法典上予以了确认,这为"诉调对接"的发展与完善注入新活力,提出新的挑战。通过对多元化纠纷解决背景下的人民调解的梳理和现行法规的分析,厘清人民调解与诉讼对接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司法审查和司法确认。诉调对接的理想模式是审判与诉讼外调解相结合、相互补的格局。     

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之路径分析——审查内容的视角

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机制的立法设置及实践运作，对于人民调解活动的规范化发展，对于人民调解制度正当性的塑造及权威性的提升，具有极大价值意义。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应主要限于形式方面。文章从主体、调解原则、调解范围、调解依据和调解程序等五个方面论证司法审查人民调解协议的具体审查内容。     

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评析

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初步建立。文章借鉴外国及其他地区的立法，对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启动、审查方式和内容、管辖等问题进行评析，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疏漏与补足：环境侵权解纷中进退失据的环境行政调解制度

环境行政调解制度是一种重要的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现实纠纷解决过程中,它比司法调解、人民调解有更大的独立性,实践中也往往成为公民在遭受环境侵害后的首位选择。环境行政调解制度具有效益优势、专门化优势,能直接应对现行法律体系中环境权利法定化状态不足的现状,跟其他类型解纷机制相比也具有比较优势。但是,环境行政调解在实践中并不能令公民满意,它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效力不足,事实上沦为环境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并未成为一种独立的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类型。因此,我们应当针对其制度缺陷及其内生性缺陷进行相应的制度完善和综合应对。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效力及其救济

人民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自愿基础之上的纠纷解决机制,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调解协议的私法性质决定其当然并不享有申请国家强制执行的效力,司法确认程序是通过司法权的行使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进行司法化的审查,经过审查的调解协议成为确认裁定书的核心内容,当然地被赋予国家强制执行的效力。司法确认程序的非诉性质,决定了其制度创设的特有构造,表现在既判力方面则是法院经过司法确认程序出具的司法确认裁定书只具有形式意义上的既判力,而并不当然享有实质意义上的既判力。     

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调解协议没有法律效力是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主要问题。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努力解决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素质,规范人民调解工作;整合基层司法行政各项职能,建立大调解格局。     

我国司法ADR制度的构建

司法ADR是顺应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司法ADR制度必须符合我国国情,我国司法ADR制度的设置应当采取审前调解模式,适用一定类型的案件,并实行调解人员与审判法官分离制度。     

协助调解员:基层司法引入民间力量的实践——以温岭协助调解员制度运行为考察样本

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我国法院乃至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课题,人民调解制度这一"东方经验"因之日益受到重视。作为"东方经验"的续造与再创新,温岭协助调解员制度的确立,为基层司法引入民间力量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标本,而对于该制度运行过程中已取得的成效与尚存问题的全面检视,也成为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之举。     

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存问题与对策探微——基于苏北H市X社区的实地调查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我国首创的非诉程序的民事纠纷解决制度,在实践中充分体现了民主、法治以及"以和为贵"等精神。本文基于苏北H市X社区人民调解的发展现状,结合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在总结X社区近年来人民调解工作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检视其存在的问题: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足、调解协议效力有待增强、人民调解实际空间小、缺乏有效的诉调衔接机制。应该推进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明确人民调解制度的受案范围,及时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健全和完善多元化诉调衔接机制,不断提升人民调解工作水平。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若干国际法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当代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以及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理论三个方面,探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与意义.本文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具有的准司法解决争端的性质与其规则导向,密不可分,形成了全新的和平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独特机制.该机制采取了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对保障WTO法的约束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国家主权的存在,而是经济全球一体化时代,各国各地区寻求最大限度的国际合作的产物.     

行业性调解的法学解析——以基层调解的司法实践为视角

行业性调解是人民调解纠纷解决途径上的新发展,既诠释了人民调解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也丰富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符合各地＂大调解＂模式的基本理念。《人民调解法》已经正式实施,地方探索不断丰富行业性人民调解的形式和领域,但在人员配备、资金拨付、程序规范等方面仍存在问题,亟需梳理与完善。     

建立国际外空法院的必要性

随着外空技术的发展及外空活动的日益频繁,外空争端数量呈上升趋势.现有外空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缺陷,无法满足外空活动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通过国际司法解决外空争端具有必然性,也符合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外空活动具有特殊性,现有的国际司法机构在解决外空争端方面具有局限性,因此应当建立专门性的国际司法机构--国际外空法院,专门解决外空争...     

论第三方解决国际经贸争端的嬗变与重塑——基于贸易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综合考察

当前,以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CSID为代表的第三方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都面临着改革的需求.尽管贸易争端与投资争端存在差异,但其均可在第三方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视域下展开研究.从争端解决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历程看,第三方的介入是争端解决的必然规律.但在长期的发展中第三方也产生偏离并引发诸多问题,进而在大国的异动和主权的膨...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