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与现实的错位——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旅与中国书写

日本“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国之行就是1921年历时4个月的中国之旅。从中国回日本后，芥川较为真实客观地写下了他的中国印象，并辑成《中国游记》出版。《中国游记》书写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书写了他诗意浪漫的中国想象的破碎，书写了他对错位的中国社会现实的负面见闻。这部游记文学价值很是一般，但值得我们研究的是他书写了什幺没书写什幺，为什幺会那样书写，他的书写心态以及他对当时中国观察认识上的误区，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和日本仍然大有助益。     

《1942》为什么是一部必看的电影？

“繁星点点人间泪，聚作银河万古流。”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但却一直有苦说不出，一直没有自己的歌谣，没有《日瓦格医生》和《难以忍受生命之轻》这样感动世人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张爱玲和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的顶级作家，又都亲身经历了“抗战”的艰苦岁月，却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抗战这个题材，从不正面讲述抗战的故事。     

父亲心中的社稷

在中宣部与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联合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讲述中国故事”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中，尤溪县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建光创作的散文《父亲心中的社稷》获评文字类一等奖。中央电视台根据本次活动录制同名特别节目，《父亲心中的社稷》中的感人故事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佩琦讲述。我们摘登该文，和读者们一起欣赏，共同思考。     

本杰明·巴顿奇事：命运不可逆，而爱可以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在遭遇许多优秀导演的摇头兴叹之后，辗转来到大卫·芬奇手中。惯常“伤痕电影”的芬奇勇敢地毅然用他自己的方式讲述了这个艰难的“激发想象力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奇特除了传记人物本身之外，更令人难以置信得是，它居然比芬奇的任何一部电影都要乐观、神奇、感人和积极。无外乎有影评家说《本杰明·巴顿奇事》是大卫·芬奇放下屠刀的转型之作，一部专注于生命最华美篇章——生、死和爱的史诗”。     

鲁迅“远去“了吗?

复杂的鲁迅现象不仅是文学历史现象，而且是不断被现实影响也在影响现实的思想文化现象。有些青年作家或说鲁迅“他离我们挺远的，没有指导意义”，或说“我离他太远，不可想象”①，倒也尚未成文。成文后发表的《远去的鲁迅》则表达了老年学者的观点，其忧思虽令人有某些同感，却也不尽以为然。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海内外一度对新儒学的呼唤声中，在迈向21世纪之际，鲁迅“远去”了吗?　　诚如《远去的鲁迅》作者所言，“从时间的观念看，鲁迅的生命实体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确实是“无论是谁都必须承认的事实”②。文化巨人鲁…     

萧军和他的《“祖国之恋”放歌》

在整理萧老遗稿的过程中，一篇《“祖国之恋”放歌》是他写好后未曾示人的原作。看着那最普通、粗糙并有些泛黄的七页白纸上熟悉的笔迹，和铿锵作响的真情诗句，一股热流，在我的胸中涌动。　　说到萧军，凡年纪稍长些的人，不知道他“大名”的大概不多。在中国的“文坛”，他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了——他是鲁迅先生的学生，鲁迅器重他，光给他写的信就有五十几封；还亲自为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作“序”，适时地将这部“于‘心的征服’有碍”的小说介绍到国际；鲁迅先生以《三月的租界》为题的一篇檄文，痛斥了“狄克”之流对这部作品的…     

鲁迅思想及“著作权”的一段历史公案

上海《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树人”的小说《玻璃神》,其主题是表现佛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慈悲观念。该小说于1976年被发现时,日本和中国的几位学者围绕它是否是鲁迅的早期佚作展开过讨论,出现相反的两种意见,意见分歧的一大根源在于如何看待鲁迅对佛教的态度和作为,否定者的主要论据就是鲁迅对佛教一贯持批判态度,不可能写“亲佛”的小说。但事实上,鲁迅对佛教文化有过持久而热忱的关注;他的大苦恼、大悲悯、大智慧、大无畏的人格精神也深受佛教文化中相应成分的影响熏浸;佛教文化的积淀还经常在鲁迅的艺术思维中发挥作用。因此,不能因为《玻璃神》“亲佛”而否认鲁迅对它的“著作权”。     

一场怀疑主义策动的狂欢——读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

一、引言：狂欢的链接 《为了告别的聚会》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小小的疗养镇上的不动声色的谋杀故事。杀人者在为自己作了情理上的开脱，认定药物并不能致人死地之后作别了祖国。和米兰·昆德拉任何一部小说一样，《为了告别的聚会》也充满了“昆德拉式”的“响词”——“轻”（“雅库布吃惊地发现他的行为没有重复，容易承受，轻若空气）；     

琼瑶之美

浪漫一生琼瑶每部小说讲述的都是浪漫的爱情故事。从1963年发表的自传体处女作《窗外》到晚年时的《还珠格格》,她都以琼瑶的方式给大家讲述爱情的戚戚切切。故事曲折生动,影响了不只一代人。20世纪80年代,是琼瑶小说创作的最高峰,也奠定了她在爱情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为憎恶而批判 因爱怜而同情——从“立人”观看鲁迅前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鲁迅前期小说的总结集《呐喊》、《彷徨》中，他刻画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对他们给予了不同方式和程度的批判与同情，最终形象地表达了其著名的“立人”观念。本文通过分析鲁迅前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力求阐明二者间的关系。     

引导学生动口 动手 动脑

初一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内容大多是讲授心理常识的，有些内容较深，学生不易理解。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浅则清，深则浊。”因此，我在上课时应尽力做到：力求浅近、化难为易、贴近学生，使学生乐于接受、易于接受；重视运用恰当的教法，引导学生动口、动手、动脑，以求取得较好的实效。 让学生自己动口。初一学生不仅爱听故事，还喜欢自己讲故事。在教学中有许多相关的动人故事，我总是组织学生自己讲述。如在教学《锻炼心理品质》一课时，让学生有准备地讲述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的故事。讲故事是为了由事明理。在讲的基础上，我还组织…     

民族原初生命力的归复——论《故事新编》与鲁迅的复古思想

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是含有“取今”与“复古”的双重取向的。“民族原初生命力的归复”是鲁迅“复古”思想的内核。鲁迅的复古思想,显在地表现在几乎贯穿他一生的古代典籍搜集、辑校、整理活动之中,渗透在他早期的论文及以后的杂文创作中,更清晰地显现在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创作之中。《故事新编》在承续鲁迅20世纪初就提出的“复古”思想的同时,体现了鲁迅思想中“批判”与“建构”的整体性的统一。     

论《边城》乌托邦的想象诗学

1519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发表了一部有关理想社会的游记体小说《乌托邦》，尽管后来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心血来潮的遐想，但是乌托邦作为文学创作传统在西方得到了延续。至于中国的乌托邦文学．张隆溪认为：“在陶渊明之后。传统中国文学写桃源的诗文虽然很多，却少有人从理想社会的角度进一步发挥其寓意……由此看来，中国虽然在西方传统之外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概念，但并未形成一个乌托邦的文学传统。”如果从理想社会的细致描写上来看。的确如此，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部分作家对精神原乡的构想无疑丰富了文学中乌托邦现象的思考。沈从文的《边城》即是一个典型文本。     

鲁迅作品中的北京风物

<正>鲁迅对《长城》的描写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批判。鲁迅对北京风物的观照,不仅仅是从一个地域的角度,而已经上升到国家视角,具有概括性。鲁迅作品中不仅有描写北京当时社会状况的,还有一些北京特有的风物点缀其间。小说中直接描写北京社会生活的就有《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写作缘起是许羡苏在北京的故事)、《端午节》、《兔和猫》、《鸭的喜剧》、《示众》、《伤逝》。《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也有患病至京的同乡的影子。     

“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立场、困境与策略

“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就是要面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把中国的制度讲清楚、把中国的故事讲精彩，其叙事立场在于澄清和批驳抹黑中国制度、误导国际舆论的不实之词，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系架构和显著优势，进而将制度自信从“信”落实到“行”。目前，中国在“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方面仍存在着讲述内容“供给不足”、讲述形式“引力不强”、讲述媒介“质量不高”等诸多困境。为此，“讲好中国制度故事”，要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加强媒体融合，挖掘元素多样、题材多元、内容多彩的制度故事，要注重受众需求，练就拨云见日、一语中的、力透纸背的讲述本领，使中国制度故事成为一种更具系统性和包容性、更具吸引力和解释力的话语体系。     

关于鲁迅与中国小说民族化问题的一点思考——兼谈文学民族风格的形态区分

<正> 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中决定的”。本文所要谈论的正是鲁迅小说的民族风格形态对于同时代作家及其当代作家的影响这一问题。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逼迫人们回答:鲁迅小说在中国小     

一场怀疑主义策动的狂欢——读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

一、引言:狂欢的链接《为了告别的聚会》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小小的疗养镇上的不动声色的谋杀故事。杀人者在为自己作了情理上的开脱,认定药物并不能致人死地之后作别了祖国。和米兰·昆德拉任何一部小说一样,《为了告别的聚会》也充满了“昆德拉式”的“响词”—“轻”(“雅库布吃惊地发现他的行为没有重复,容易承受,轻若空气”[1]);     

通向人生的《通天塔》

故事在小说中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小说的基本面是故事，而故事是一些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当下我们缺少的不是小说，缺少的是小说中牵人神经、耐人寻味的故事性。刘广宇的长篇小说《通天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欠。     

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五四”时期的鲁迅

鲁迅说他在一九一八年之所以开始写小说,是由于他对热情者们的同感,“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他把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叫做“遵命文学”,他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近年来,有人在评价鲁迅时,硬说鲁迅的“遵命文学”是遵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命。说他的小说《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提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前驱者”政治号召的一种呼应。我认为这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     

《欲罢不能》:小人物演绎的大事件

《欲罢不能》是著名演员徐帆在２００１年接拍的惟一一部电视剧。据悉，剧中集中了李幼斌、王馥荔、付彪、奚美娟、达式常、陶虹等一大批明星。但在这里，我要提及的却是该剧编剧周力军的同名长篇小说《欲罢不能》。这部小说被作者重新注入了小说艺术的新鲜元素：丰富灿烂的生命状态；高唱低吟的人文情怀；雄浑深刻的哲学意蕴；卓然天成的故事框架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小说中讲述的是在一个“小”地方上演的世事沉浮，这里选取的是由于每天都在发生而不被人所重视的“小”的天灾人祸，然而，它所演绎出的却是一场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