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建和冤狱案和台湾司法改革

苏建和案是台湾当代司法史上最受瞩目,却也最具争议的司法案件。3个年轻人花了20年青春在证明自己无罪。台湾的司法改革的确是围绕着苏建和案在跑。20年前的一桩惨绝人寰的命案,导致一个家庭破碎,更意外让3个年轻人因检警不当刑求,衍生另一桩冤案,在枪决边缘徘徊20载。2010年11月12日,台湾高等法院更二审宣判3人无罪,已经步入中年的苏建和、刘秉郎、庄林勋获得清白,聚集在法院外声援的群众与其家属感到欣慰,但受害者家属仍悲恸莫名,期许亡者的冤屈可以早日得到正义。苏建     

关于司法改革的对话

近年来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沿着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需求的方向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这在职能部门和地方就演变为:既然人民群众要闹事,就说明法院、检察院联系群众不够,不能解决群众疾苦。所以,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就应该多做深入群众的工作,处理问题时不要仅仅考虑、甚至主要不能考虑法律的规定,一切必须让群众满意。那么,司法改革是继续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进一步强化依法办案,坐堂问案?还是脱下法袍,深入群众,能动司法,主动出击,政法并举,化解矛盾?本刊特约记者冯善书诚邀我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教授就以上话题秉烛夜谈,或能引发大家作一番思考。     

司法改革，怎么走？——司法改革的真问题

如果从1999年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算起,当下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是第三轮。如果用法官的形象做个简单的比喻,一开始是穿起法袍,拿起法槌,后来又强调放下法槌,走向“田间地头”。现在,“职业特点”、“司法规律”等提法预示着,司法改革再次回归到“职业化”这个本质。     

“维稳”语境下的司法改革

是否能够切实化解社会矛盾,将成为衡量、评介审判工作、乃至法院一切工作绩效的最为重要的、也最具有指标意义的标准。     

老龄化趋势下台湾机构养老模式的经验与启示

台湾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已进入快速的发展时期。家庭结构的变迁导致老人养老的责任已非家庭子女所能够承担,需要多元化力量的整合与协助。台湾的机构养老模式已突破传统的“孝”文化的限制而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由社政部门主导的安养机构和卫政部门负责的护理机构、荣民之家、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的养老机构共同建构了台湾多元化的机构养老体系。     

台湾：变化社会中的政党重建——“九合一”选举后的国民党改革

2015年以后新的国民党主席和领导层,可以有很多具体的改革措施,但是一条根本之道应该是重新树立民生主义为重的政党旗帜和政策纲领,应该积极培育能有效动员台湾社会的政党组织能力和政治传播能力。     

“法律是很生活化的”——专访台湾前“法务部长”施茂林

我们在本期以两篇文章来介绍台湾司法改革。第一篇,是台湾前任法务部长施茂林的专访,他以司法界内部观点阐述台湾司法改革的历程。施茂林拥有法院庭长和检察长的完整资历,并擅长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对民众介绍法律常识。在本专访中,他分享台湾司法改革的历程,剖析如何从组织内部进行革新,进步的法律概念又怎么落实和贯彻成为法律体系,精彩可读。第二篇文章《苏建和冤狱案和台湾司法改革》恰好是对比,是从社会外部力量来推动台湾司法改革。苏建和冤狱案,历经20载,包括施茂林等历任法务部长,都未执行死刑,此案已成为司法改革团体推动司改最重要的指标案件,同时掀动人权团体、教育团体、艺文界、媒体界等声援,让台湾社会能聚焦关注司改议题,凝聚司法改革共识。台湾司法改革不仅来自司法界内部的自省和革新能量,更同时来自社会外部力量的关注与推动。我们期待透过两篇文章的对比与互补,来呈现台湾司法改革的面貌。     

民主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对话台湾政论家南方朔

62岁的南方朔是台湾数一数二的政论家,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时期,他办党外杂志骂国民党;民进党上台,他又掉转枪口骂民进党和陈水扁;国民党重新执政,他对马英九的指责和挞伐一样严厉和不留情面。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永远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和权力保持距离。台湾《天下》杂志称赞他"期能从自学的民间学者成为思想家",但他本人对此并不高兴,"我这样没有多少学问的人都被称为思想家,台湾的知识分子太不用功了。"7月26日,本刊记者在香港与其进行了深入对话。     

少年司法的历史谱系与叙事——读《超越刑事司法》

今天少年司法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了。考诸其缘由，除了相关领域的专家长期追踪研究以外，少年罪错在当代中国越来越显著地构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自然亦是其倍受关注的重要因素。因之，少年司法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知识体系被建构起来，乃至形成一门专门化的研究领域，进而不断向其他法学与社会学领域渗透与延伸，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的理念重塑与制度构建——以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借鉴为视角

美国作为近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发源地,有着相对成熟的经验。在司法理念上,美国经历了儿童福利到严惩犯罪再到儿童与社会双向保护的价值转变;在程序适用上,构建了少年司法与普通刑事司法的双轨制;在审理制度上,实行非刑事化、非诉讼化、非标签化的方式;在执行方式上,严格控制监禁刑的适用,并将服刑场所转移至社区。与发达国家的少年司法理念和制度相比,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较大差距。在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少年司法的基本理念应强调严管胜于重罚,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应当建立专门的少年司法机构,明确少年法庭的管辖权限,完善强制教养和工读教育制度,加强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少年暴行的干预。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之回顾、反思与建构——基于服务集成的视角

长期以来,如何有效建构集成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等于一体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及实务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大量既往研究与实务探索表明,社会支持体系之完善程度特别是可得性及可用性,与未成年人司法之健全息息相关。在引入青春期概念基础上,本文综述社会支持的概念及特征,并回顾了其发展历程及所面临的挑战。继而以服务集成为视角,提出了未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构之可能方向:社会保护为框架、政府统筹为主导、家庭参与为基础、司法介入为保障。     

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微观审视——以立法演变中共同受贿的认定与处理模式为视角

《中国司法改革》白皮书指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贪污受贿问题是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一大恶疾,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严重侵害了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本文尝试从司法改革过程中共同受贿的认定与处理模式为视角,试图从微观角度审视中国司法改革进程。构建共同受贿的认定与处理模式应该考虑到共同犯罪的本质是行为共同,并且贯彻罪行法定原则和刑罚相适应原则。     

“假设性建议”：一种促进青少年犯回归社会的司法改革模式——《试点与改革：完善司法制度的实证研究方法》书评

日前，利用参加“司法改革方法论研究会”的机会，我阅读了《试点与改革：完善司法制度的实证研究方法》一书，颇受启发。2004年冬天，维拉所几名研究人员曾到过我所在的四川大学中国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交流访问，与我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就实证方法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维拉所致力于将实证方法运用于法律改革的研究。我也阅读过维拉所提供的一些研究成果资料。但论及对实证方法全面、深入的介绍，还是以本书更胜一筹。     

保护未成年人子女利益的东方经验——社会关护员参与涉少家事案件调解的理论与实践

涉少家事案件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保护,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传统的家庭保护模式,二是法院介入家庭内部保护。前者某些情况下会侵害未成年人子女的权益,但法院介入家庭内部保护面临着信息不充分的困境。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家事程序的情况,通过社会关护员参与调解的方式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以社会参与的方式实现了国家保护与家庭保护冲突的融合,是人民司法传统在涉少家事案件中的继承和发扬。     

改革的自信与自觉——重新认识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

<正>自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先生感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到三十五年前邓小平同志断言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改革之于中国成为融入主流国际社会、抓住全球化机遇来释放制度活力和人民创造力的不二选择,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中国改革,通俗地说就是围绕太阳公转。这个太阳就是世界大势,现在讲就是全球化。如今,这种情形正在发生改变。全球化不再是一个既定条件,本身具